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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林书豪一战成名,世界为之Linsanity(林来疯)。最疯狂的那个国家,却非美国,而是中国。两岸三地,在这个料峭春寒的月份(按,此文作于2012年2月),放下了所有的政治偏见与文化隔阂,为一个24岁的青年的运球、突破、转身上篮,一同扼腕抵掌,一同热血沸腾。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林书豪最亲近的国家,是美国。他在美国出生,在美国受教,在美国打球,在美国成名,他的国籍是美国,他的精神背景是基督教。纵然他长了一张中国人的面孔,他贲张的血管里面,流淌的是炎黄子孙的血液,他与中国尤其是大陆的距离,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遥远。他的家庭,要上溯三代,才能与大陆发生关系。如果说,一个台湾人为他疯狂,还有充足的动力(林书豪的父母都是台湾人,于1977年移民美国);一个浙江人对林书豪说“你是浙江人的骄傲”(林母吴信信祖籍浙江嘉兴),就让人觉得,这是阿Q在攀赵太爷的亲戚。
  我为林书豪欢忻鼓舞,不是基于他与中国的关系,而是基于他与篮球的关系。我追慕林书豪的荣光,正如我追慕乔丹的荣光,追慕纳什的荣光,追慕特科格鲁的荣光。在这一点上,不管他是美国人、加拿大人、土耳其人,还是中国人。我的喝彩,与国籍无关,而与篮球运动的力与美有关。香克利说足球高于生死,我不敢确信,不过可以确信的是,足球与篮球的艺术,都高于皮肤的颜色,高于意识形态的沟壑,高于泾渭分明的国籍与国境线。
  国家的界限,从来都不是体育的界限。否则,在爱国主义的政治高压线之下,我们必须热爱中国足球?那还不如让我去看新闻联播呢,后者至少可以生出一种虚幻的幸福,前者只可能让球迷绝望。体育运动最伟大的一点,就是超越了国界的局限。运动员可以为国家而战,只是国家之上,还有自由,还有正义,还有人性之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足球史上最感人的一幕:1987年,荷兰人路德·古力特获得了欧洲金球奖,他把南非人纳尔逊·曼德拉的名字刻在奖杯之上,献给这位身陷囹圄的政治犯。这不仅因为,他们都是黑人;更是因为,曼德拉以一己之力承担了这个世界的苦难,他身上的每一块伤痕,都是一束自由的荣耀。
  过于注重运动员的血缘与国籍,有时也许是一种弱国心态的反射。这方面,最可鄙的倒非中国,而是韩国。有一个笑话,说天才球星一球成名,过不了多久,韩国人便会考证,此人具有韩国血统。譬如西班牙球星大卫·席尔瓦,据说外祖父就是韩国人。与此相应,据中国人考证,法国的刀疤煞星弗兰克·里贝里,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这说白了,就是意淫,虚无的高潮过后,意淫者们不得不直面韩国足球、中国足球与西班牙足球、法国足球的巨大差距。
  换言之,如果韩国足球强于西班牙足球,中国足球强于法国足球,韩国人还会在乎席尔瓦的韩国血统,中国人还会在乎里贝里的中国血统吗?再如五星巴西,则甘愿放手,让本来是巴西人的德科、佩佩为葡萄牙出战,莫塔为意大利出战。这是霸主的气魄。
  国家的强弱,并不完全表现为疆域与GDP,以及军队的战斗力,有时还表现为为人处事的气度和心态。大国往往都有一种开放的心态,犹如大国民往往都有一种自信的气度。这种自信与开放才是立国之本。1938年初,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流亡美国,他对记者说:“这(流亡)令人难以忍受。不过这更容易使我认识到在德国弥漫着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为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失败者。”德国在战后迅速崛起、德意志文化永葆不衰的秘密之一,即在于曼的这一句宣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
  后来,有人问余英时,是否考虑回中国访问,他引曼的话,笑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今天的中国人,哪里还有一丝余英时式的自信与开放呢(此处之“开放”,当指余英时不以血缘、疆土与政治,而以文化与自由,界定他与中国的关系)。当他们斤斤计较于林书豪与里贝里的中国血统,便注定了大国崛起,不过是一场早夭的春梦。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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