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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与读书

    某兄:
  ……犹如道只有一个,求道的路径,却不止一条,就读书的方法而论,自当各有所本,并无惟一标尺。我不敢担保我的读法一定适合你。在你这个年纪,我是受问题意识的驱策而读书,常常数书并览,有时一本书读到一半,便束之高阁。如你所忧心的虎头蛇尾、有头无尾的阅读,在我身上亦不鲜见。然而我并不以此为憾,假如一书只能让我读一半或者读开头两页即弃若敝屣,也许不仅因为我的浮躁与浅薄。
  曾国藩的读书法,曰“读书不二”:一书不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这可追溯至他的老师唐鉴的治学之法:“治经宜专治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此法自然是好,不过要有“一星如月看多时”的心性作为依撑。曾国藩修身养性的功夫,近代史上谁人能及呢,故他能这样死读(就像他打仗的方法,曰“扎硬寨,打死仗”),且能读出真义。心性不足,怕是坚持不来。当然从另一面讲,这般读法,倒可以锻造心性。这是一体两面。
  心性与养气,以及与读书、思想的关系,近两年来,我愈发有所体悟。就此而论,我最感激徐梵澄先生的著作。先生的学问,我只知皮毛,不过足以令我受用终身。先生的晚年,其精神可谓近于圣,刘小枫曾用“圣人的虚静”来赞誉他,只道出了一个面而已。先生的虚静之中,不乏热烈(可见扬之水写徐梵澄的日记)。他说贺麟是“风云守道”,他只是“守道而已”,实则他已经将风云化入“道”。这就比贺麟高出一个境界,非打通佛儒而不能为也。
  我们常说,今日之中国,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殊不知,要在乱世,守住一张安静的书桌何其难哉,若无坚忍而能经受大寂寞的心性,书桌的根脚早就摇摇欲坠了。徐梵澄青年受教于鲁迅先生,其心性自与虚静无缘。后来滞留印度三十年,黄卷青灯,梵呗圆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古人云: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是嘲讽腐儒之语。设若我们再三推敲,可知能“临危一死”已经大不容易。哪怕你认为这一死并不值,敢于死,向死而生,却终归是一种大勇。这份勇气,正得益于被古人严重批判的“心性”之涵养(当然,真正的大英雄、大豪杰,则从来不以生死为意,那是另一重境界)。
  这样的时代,来谈心性,不免被讥为迂腐。我曾是一个极其善于追逐新潮的人,后来才悔悟,步履太快了,以至丢掉了灵魂。这些年终于学会让脚步慢下来,让头脑钝下来,回归常识,回归最朴拙的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得道,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那是圣人之道,我只能坚持“有所不为”——我曾对D兄说,你是有所为,我是有所不为,这是我们最大的差距。
  不管是有所为,还是有所不为,最终都得反观本心。这正是你问读书,我却谈心性的最大原由。心性不坚,读书往往半途而废;心性不足,读书常常目不及义。前不久答《都市周报》的提问,我讲了一段相关的故事——最后那句,以前应该和你说过:
  “如写作一样,我之阅读,已经超越了环境的局限。大学期间,为了锻造心性,我故意跑到重庆最繁华、最吵闹的地方去读书,而且是读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这种颇有些晦涩的书,其意图,即迫使精神沉下来,沉入内心的深潭,人书合一。这般浮躁的时代,一个强大无匹的内心世界,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这是我曾经尝试的读书养气之法,也许你可以参考。锻造心性,读书是一途,践履、躬行则是另一途。中国历来不缺空谈观念的人,却缺实践观念的人。我常想,假如哪天被夺去手中的笔,我就去立人乡村图书馆。中国转型的契机,也许在上层;中国的道,却在农村。
  另,前日读王国维,他回忆早年读康德:“次年(1903年)始读汗德(康德)之《纯理批评》(《纯粹理性批判》)。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随后他读到叔本华“汗德哲学之批评”,有所启迪,1906年,“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1907年,第四次读康德,“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恃处而已”。“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圣哲之书,当一读再读。像王国维这等英才,读康德,四读才得真义——有此四读,可见心性之坚,是为“衣带渐宽终不悔”之第二境——后学如我辈,焉能懈怠?
  ……
  
  羽戈于2012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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