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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余秋雨?

与熊相关的风波,有两个丑角,一是归真堂,二是余秋雨。
  余秋雨被牵扯进来,极具节外生枝的戏剧效应。正当公众抨击归真堂活熊取胆过于残忍之际,有人曝光,余秋雨曾参观黑宝药业,在黑宝熊乐园题词:“百般熊姿,一派人道”,上款“题赠黑宝集团”,下款“庚辰夏,余秋雨”。由“庚辰”可知,此事发生于2000年。
  百般熊姿,一派人道,不论措辞,还是立意,这都是十分应景的题词——余秋雨不愧为此道高手——置于平日,譬如庚辰年的夏天,断然不会引来激烈的讥嘲。不幸的是,它被曝出,却正值熊被迫害、“人道”被玷污的严峻时刻。在活熊取胆的黑色布景之下,那八个字,犹如八块反讽的焦炭,只要一沾火星,便将熊熊燃烧。中国的公共舞台,历来不缺点燃论战的火花。于是我们看到,喷向归真堂的怒火,迅速蔓延至余秋雨身上。
  其实这是误伤。余秋雨题词之时,并不能预测十余年后归真堂的恶行,更不必为二者之间子虚乌有的关系而背书。要说他有什么错,那就是作为社会名流,理应敬惜字纸,不该胡乱题词。不过这么说还是有些求全责备,题词终归是他的自由,哪怕他的笔墨污染了纸张,哪怕他的润笔侮辱了人格,你可以鄙视他,唾弃他,却不能夺去他手中的笔。
  然而,即便是误伤,却也有误伤的理由。为什么被误伤的是余秋雨,不是易中天,不是陈丹青呢?话说回来,为什么为黑宝药业题词的是余秋雨,而非其他名流——他若不写“百般熊姿,一派人道”,无论如何,他的膝盖都不会误中那一箭。
  为什么是余秋雨?为什么总是余秋雨?
  同样的问题,还可以转换为:为什么是杨澜——近年来,几乎每一宗慈善丑闻背后,都少不了她虚伪的笑脸?为什么是临时工——在公权力违法的事故现场,那些姗姗来迟的替罪羊,多半是身份扑朔迷离的临时工?为什么是精神病——比监狱还要恐怖的精神病院早已改造为上访者的归宿?为什么是抑郁症——它渐渐沦为自杀官员的“特供”病,被迫出现在他们的遗书与病历之上?……
  自余秋雨成名以来,与他相关的争议便风起云涌。这大抵可一分为二,一指文品(如金文明撰《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一指人品(如有人批判余秋雨故意遮掩、伪饰文革期间的恶行,质问他“为什么不忏悔”)。直到2008年6月5日,余秋雨发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对他的两种批评终于合流。“余含泪”之名,从此成为这个时代最臭名昭著、最令人作呕的汉字。
  对一个文化人而言,最棘手的难题,不是与商业的关系,而是与权力的关系。出生于商业之城浙江宁波的余秋雨,未必是一个异常优秀的作家,却无疑是一个异常优秀的商人,他与郭敬明等一道,长期霸占中国作家富豪榜的前列。对此,你可以批判他为商业而写作,为钱财而题词(如“百般熊姿,一派人道”),不过这种批判并不足以构成他沉重的良心和道义负担。毕竟,金钱不是文学与艺术的天敌,有时甚至算不上敌人。
  沦为商业的附庸,导致作家浅薄;沦为权力的附庸,导致作家愚蠢与无耻。余秋雨最大的悲哀即在于,他从未摆正与权力的关系。如果说在其年轻之时,为权力写作,可归因于疯狂时代的胁从;那么在其晚年,“含泪劝告”,为权力代言,恐怕他再也找不到为智商与德行的沉沦而豁免的理由。
  此刻,我找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重读一遍,却有新发现,原来,余秋雨不是要做公权力的新闻发言人,他的口气与语态,俨然就是权力的化身;他的大多言辞,本应出自国务院总理之口。也许,他挤出鳄鱼的眼泪之时,已经沉入了一种权力的幻象,犹如我的一位族叔,每每醉后,便指点江山,规划天下——他自称是联合国秘书长。
  他与权力越近,与公众就越远;与谎言越近,与真相就越远;与“含泪”越近,与人性就越远;与恶行越近,与公义就越远。最终,他的人格捆绑于权力的罪恶,他的姓氏恶化为这个国家最卑劣的符号。只要一有丑闻的风吹草动,人们总会不由自主想起他:他是否参与其中,他扮演了何等丑陋的角色——哪怕他与丑闻原本风马牛不相及,如12年前的旧账,依然被挖出清算。
  这一面是余秋雨所独有的悲剧,另一面,何尝不是这个时代的迷狂?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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