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羽戈 > “以说谎为生的职业”

“以说谎为生的职业”

电视正在放《悬崖》,我扫了两眼,听见张嘉译扮演的地下党员周乙说:“在我们这个以说谎为生的职业里,唯一让我内疚的是,对孩子的欺骗。”——心里不由一惊。
  假如周乙不死,活到今天,也许会发现,“以说谎为生的职业”不再是特工和潜伏者的专利,而在泱泱中华遍地开花,所有的孩子都得在谎言的盛大洗脑之中接受残酷的成人礼。新一代的职业说谎者,上至新闻联播,下至中小学教师,早已不知内疚为何物。就连周乙自己——我们可以推想,他在今日之中国,会是什么身份呢——或者,将良心搁在肮脏的路边,继续“以说谎为生的职业”;或者,重复他在电视剧里的悲情归宿。
  《悬崖》、《潜伏》等谍战剧,印证了我的一个论断:小说比历史更真实。“小说”是泛指,包括剧本;“历史”则是特指,即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以及潜伏在教科书背后遥控指挥的意识形态。谍战剧源于虚构,却在不经意间折射了历史斗争的严酷真相,尽管其中不乏涂脂抹粉,不乏夸大其词;教科书却恰恰相反,它本应以真实为根基,却无时不在虚构,无处不在删削,连一句周乙的内疚,都被隐藏于纸背的黑暗。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痼疾。戈尔巴乔夫曾下令废除苏联的高中历史考试,理由是,测验学生知道多少谎言毫无意义。美国学者詹姆斯·洛温,则向美国历史教科书宣战,写成《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此书自1995年出版以来,畅销不衰,全球各种版本总计销量超过了100万册。去年我读罢此书,便建议一位教高中历史的朋友东施效颦,写一本《老师的谎言——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估计单在大陆就能卖上百万;不想迎来了他一通牢骚:第一,要写的话,则不止一本,甚至十本都不够;第二,写成了,哪里敢出,哪里能出呢。他还总结了一条规律:我们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所书写的史事距离——不管是时间距离还是空间距离——我们越近,错误和谎言就越多。
  然后我们几乎不约而同,念起了那句名言:今日中国,不是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是容不下一张真实的讲台。
  如果教科书上的错误难以被修正,那么“以说谎为生的职业”,教师必将是其中最庞大而最无奈的一群。我问一些教书育人的朋友,是否曾像周乙那样,当照本宣科的谎言脱口而出之时,直视台下如故乡的湖水一样清澈、纯净的孩子的眼睛,心中会有所内疚呢。所听到的答案自然千姿百态,教数理化的朋友说自己从不说谎,在大学教法律的朋友说他讲授的法理学本身乃是一种“高贵的谎言”,最纠结的回答,来自在中学教语文、政治与历史的朋友,为了平定内心的交战,他们常常玩左右互搏,一面让学生观赏《放牛班的春天》,一面教他们高考作文如何虚张声势、投机取巧才能得高分;一面给学生发高考历史复习资料,让他们自习,一面端坐讲台之上读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而忘了下课时间……
  人世间,的确存在以说谎为生的职业,它可以是特工,可以是政客,可以是演员,却万万不可是教师。所谓心灵的园艺师,灵魂的工程师,心灵与灵魂的天敌,就是谎言及其后的魔鬼。当教师沦为职业说谎家,那么他便陷入了对自身的否定,教育便陷入了谎言的滚雪球运动,一代接一代的谎言教育,犹如俄罗斯套娃,迷失于谎言循环的我们,永远找不到通往真相与正义的出口。
  谎言对学生的荼毒,不仅在于损害了他们认知世界的视力,更在于扭曲了他们对人性、勇气等美德的姿态。台湾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有一个情节,班费丢了,教官让学生相互检举,让他们把所认为的窃贼同学的名字写在纸上,却遭到全班同学的群起抗议,被骂为“烂人”,被投书袭击。恕我直言,这样的场景,只可能发生在台湾;这样的电影,哪个大陆导演能拍出来呢,因为现实生活并不能提供相应的支撑。在我们所处身的教育语境之下,明知教官吐出的是狼奶,学生却必须吃下去。
  所以我们的艺术作品,只能如《悬崖》结尾这般反讽:
  周乙说: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一个新政府,没有皇帝;没有权贵;没有剥削和压迫;不会丧权辱国;让人民能够有尊严的生活。新政府不会奴役人民。
  高彬答:愚蠢!幼稚!
  ——谁在说谎?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 



推荐 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