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该敬畏什么？
　　
　　
　　作为贪官，尹春燕最出类拔萃的地方，不是她的官职，她只是湖南株洲市房产局产权处处长，不算高官；不是她的学历，她只是武汉大学的行政法硕士，而今官场，连博士学位读已经泛滥成灾；不是她受贿的金额，据报道，她受贿及非法所得款，含人民币89.1万元、西子花园住房一套价值16.9万元，加起来，才过百万，在王三亿、许三多等巨贪面前，不过是一只渺小的蠹虫，甚至在一些发达地区，官场传言，处长以上，不纳百万，不为贪，以此而言，尹春燕只能勉强跻身贪官之列。
　　这也平平，那也平平，那么，尹春燕作为贪官，何以驰名天下，举世皆知？答案在于，“双规”期间，她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悔过书。参与调查的一位株洲市纪委工作人员称，尹春燕的悔过书，在其见过的处级干部当中，文采最好。
　　难得这位纪委的官爷在办案之余，还有月旦春秋的闲心和雅兴。几乎所有的新闻都以尹春燕的悔过书为噱头，而放过了她对金融犯罪的规避。遗憾的是，我未找到悔过书之全文，只见一些被肢解的断章，就这些文字而论，偶有妙语，却谈不上什么文采——假如这都称得上文采斐然的话，可想而知，官员的文字修养，已经差到了什么地步。
　　其悔过书的价值，不在文采，而在所呈现的官员的犯罪心理。悔过书开头，尹春燕引用康德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随后她写道：“在星空之下，人体是渺小的；在道德法律面前，任何猥琐、违法、犯罪行为无处遁形。”
　　康德所言的“道德法律”，通译为“道德律令”，主题词是道德，与法律无关。尹春燕虽是法学专业出身，她的悔过，却更偏重道德忏祈。故后文不乏这般语调：“我现在不仅是心累，而且心里被赎罪、愧疚充满……”
　　头顶灿烂星空，心中道德律令，用俗话来讲，就是命运与道德。这是从哲学的维度对人类的规范。从政治的维度而言，人必须生存于城邦之中，城邦之外非神即兽，城邦之人，除了要敬畏命运与道德之外，还要敬畏法律。
　　学法的尹春燕不是不懂法律，不是不知受贿罪的构成与量刑，然而，据其悔过书，“当时太不把它当回事，随波逐流，一种‘人家不也是这样’的想法泯灭了心中对法律应有的敬畏”。看来，法律在她生活当中，犹如便当。连从法学院走出来的人都这样对待法律，连法律人自身都自暴自弃，弃法律的精神若敝屣，还怎么要求他者践履“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的格言。
　　今日中国的大多贪官，在尚未被绳之以法之前，不管法律还是道德，都无法对他们受权欲激荡、蛊惑的心灵构成必要的约束。他们往往宣称，自己有所信仰，有所敬畏，不过，他们的信与敬，不是道德与法律，更非党章，而是宗教。官员看风水，拜菩萨，早已是见惯不惊的笑话。我曾亲见一位法院的庭长，办公桌上高供佛像。还有一位大学的官僚，见庙烧香，见神献祭，问他到底信仰什么，答曰：只要是神，都信，都敬，不管此神是释迦牟尼，还是太上老君，抑或耶稣基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倒是通人。
　　这样的信仰与敬畏，大抵可以归属于康德所言的“头顶灿烂星空”。我从不怀疑他们的虔诚，只是好奇，他们的信与敬，到底是基于对教义的认同呢，还是为了填补心底的空虚与灵魂的漏洞，必须塞进一尊圣洁的神祗。若是后者，那么，他们就不是出于虔信，而是出于恐惧。就像一部电视剧里，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最终皈依佛门，号称赎罪，实为避难——他害怕冤魂纠结，夙敌索命。那些信佛的官员，也许从来不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真义，满口“回头是岸”却从来不曾回头，他们一面念佛，一面受贿，一面祈告，一面作恶，他们企图用前者的善抵消后者的恶，用对未知的虔敬遮蔽已知的羞耻，结果，如你所见，他们依然逃脱不了恐惧的纠缠。
　　以对命运与神祗的虔信，来救赎对道德与法律的玷污，如此敬畏，已经误入歧途。尹春燕们拥有充足的学识，张口便是康德的名言，然而，当敬畏沦为一种学理的包装，一种信仰的按摩，则距离敬畏的真义越来越遥远。敬畏之根本，正如康德之言的真谛，可归结为两个字：自律。用古人的话讲，即事事反求诸己。
　　这说来容易，行来艰难，对权力者而言尤难。因为如芭芭拉·塔奇曼所言：行政权力永远都是饥肠辘辘，扩张与强夺是它挥之不去的本性。权力无法自律，则需他律。故官员最大的敬畏，不在命运与道德，而在法律。这在今日之中国，毋宁是一句说烂了的废话。可是，当那些贪官酷吏，在通往监狱与死刑的路上，惶惶如丧家之犬，他们终会晓得，这句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