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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黎元洪?

  黎元洪有一个绰号叫“黎菩萨”,有时唤作“泥菩萨”,依湖北方言,“黎”与“泥”同音,故有此两说。“菩萨”之名,谓其面善,脾气好,像一尊弥勒佛。不过“泥菩萨”却有戏谑之意,如俗语所云: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正暗讽黎元洪碌碌无才,是一介庸人。近代史上的黎元洪,一向以德行著称,用他的老师严复吹捧他的话讲:“黎公大德,天下所信”;他的才略,不消说比之袁世凯等枭雄,就连与孙传芳之流相论,怕都有所不及。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庸人,这样一个“无用之庸劣懦夫”(谭人凤语),这样一个“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的良善暗懦之人(严复语),却能成为辛亥革命第一枪打响之后的鄂军都督,此后两任民国总统,他是受菩萨护佑,运气好呢,还是别有情由?
  尤其是武昌首义,本由革命党人所组织、发动,为什么最后选中了素无革命思想,甚至在起义当天亲手杀了两个革命党人的黎元洪当领袖?
  冯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被后人奉为信史,且以其记述为证。武昌起义后一日(1911年10月11日)上午,革命党人集合在湖北咨议局开会:“众以秩序急须维持,而革命军诸首领黄克强、宋教仁、刘公、蒋翊武、孙武等均不在城(武昌),乃强胁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辛亥武昌起义之革命团体》)
  按,武昌起义之时,黄兴、宋教仁、居正、谭人凤等革命党领袖人物都不在武昌,绝不仅仅是一个巧合,而关系到革命党的军事策略之失误。依孙中山的革命蓝图,以武装起义为手段,“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也”。这“一二省”,他选在了两广和云南,而非内陆地区,所以我们看到,从1895年的广州起义,到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此间大多武装暴/动,都爆发于广东与广西。领袖的方略,自然影响了其同志的心态。1911年9月,湖北的党人请坐镇上海运动革命的宋教仁、谭人凤等前去主持起义,宋教仁始终犹豫不决——他犹疑的背后,大抵是对湖北革命的轻视和悲观(武昌起义的爆发与成功,对革命党人而言更像是意外之喜)——谭人凤正病重住院,为此“愤极”,后来抱病与居正坐船去武汉,却已经晚了,当他们行至九江,“而黎元洪为都督之名义,已喧嚣于耳鼓矣”(谭人凤《石叟牌词》)。
  再说湖北的革命领袖,事前推举的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因炸弹事故逃亡,不知所踪(依冯自由所记,蒋逃到了岳州);被炸药烧伤的孙武与原定的都督刘公都在汉口,汉口与武昌却有一水之隔,武昌起义后二日,即10月12日,汉口才得以光复;推举都督一事,则在11日。
  吊诡的是,《革命逸史》为孙武、刘公作传,却另有说法:
  “……武昌光复。同志以群龙无首,商(孙)武,武曰:‘吾负伤,难任事,无已,可请黎元洪出任都督。’于是众觅黎而推戴之,以武为军务部长。”(《共进会首领孙武》)
  “一夕之间,省城克复。同志多举君(刘公)为都督,君以素不统军,恐难胜任,辞,众乃以新军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共进会会长刘公》)
  孙武、刘公既在汉口,怎么可能参与武昌之会,并作出让贤之举呢?冯自由的美化工作常常抹煞了历史真相。被誉为信史的《革命逸史》自相矛盾之处,非此一端。
  领袖不在,义军之中就没有一个军官能够担当都督之职吗?原来,领导武昌起义的熊秉坤、蔡济民等人,只是新军的班长、排长;起义那夜,被匆忙拉入革命队伍的吴兆麟,是工程营左队队长(相当于连长),在义军里面,这已经是高官,所以熊秉坤等推举他担任义军的临时总指挥,由其发号施令。这批人,引爆革命,冲锋陷阵,自无问题;起义成功之后,执掌一省军政、民政与外交,甚至如孙中山所规划的那样“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实在是勉为其难。
  有人会说,英雄不问出处,况且,熊秉坤、蔡济民、吴兆麟无都督之才,所谓的庸人黎元洪便可胜任吗?于是有了一种流行的说法,革命党人推黎元洪上位,主要借重其声望与德行(官居旅长,参加过甲午中日海战;有煦煦之仁的长者风范,平素对部下尚知爱护),以安定地方,收拾人心,号召诸省响应义举。
  这是一个理由,却未必是最重要的理由。我们再来斟酌一些历史细节。譬如开会的地点为什么会选在湖北咨议局呢,革命党人为什么要去立宪派的大本营商议武昌之善后事宜?据张难先回忆,当日与会者,不止是革命党人,蔡济民还邀请了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夏寿康、张国榕及若干议员。这足以表明革命党与立宪派的合作,主动而坦诚;立宪派的实力以及对革命的态度,则奠定了合作之基。
  诚心合作的革命党人,原本属意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担任鄂军都督。汤化龙事后对李廉方说:“革命党人来(咨议)局时,曾以都督相推。予未有绝对拒绝意。子笏(胡瑞霖)则力持不可。其意以予与革命党素无密切关系,又其时成败尚未可知。”故他以非军人、不知兵为由,坚辞不就。随后,议员刘赓藻——他虽是同盟会员,却与武昌首义无关——提议以黎元洪为都督。黎的名字,就这样被提上了历史的议程。
  需要补充一点,如周锡瑞所言,当时参加起义的士兵,并不全为革命党人,有些是被迫卷入了兵变,包括吴兆麟这样的指挥官(据黎东方《细说民国创立》,吴“参加过日知会,其后便与革命同志没有什么来往。工程营起义之时,他溜了出去,被汪长林遇到,连拉带劝的引至回军械所,受熊秉坤及一般同志的推戴,当了临时总指挥”;谭人凤《石叟牌词》亦强调吴兆麟“先本未与谋”,乃是“不得已”参加革命),以及领导汉阳起义的队官宋锡全(后担任鄂军第一协协统)等。他们对革命党领袖并无忠诚的情感,更容易接纳原来的上司(见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提名黎元洪,正中其下怀。
  革命方略的错位,革命党领袖的缺席,革命党与立宪派的合作意向,立宪派的推举,吴兆麟等处于革命边缘的军官的呼应,革命党人的顺水推舟,合力之下,黎元洪,作为最不坏的人选,被愤怒的士兵从床下拖了出来,推上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的宝座。
  
  删节版供《廉政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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