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的地方，离天一阁并不远。黄昏漫步，大约十分钟可至。不过这么多年来，我只去过两次，还是陪远来的友人附庸风雅；大多时候，宁可过其门而不入。相比经数百年风雨摧折的天一阁，我更喜欢环绕它的陈旧、残破却错落有致的民居，与那些闲话说范家太公（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的白头老人脸上的淡然。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起骑车去图书馆，路过通往天一阁西门的小巷，常见一位老者在生火炉，浓烟如龙蛇狂舞，蔓上他灰暗的、因咳嗽而抽搐的面孔，恍惚之中，他化作一尊古老的图腾；他身后的天一阁，以及天一阁所埋葬的旧时光，却被飞扬的烟灰掩蔽起来。那一幕，定格了我对天一阁的所有想象与记忆，无关文化，而关乎生活。
　　然而有一天，当我路过那里，稍一侧眼，才发现曾经像蔓草一样包围天一阁的民居不见了，那些用足以穿云裂石的宁波方言指手画脚的老人不见了，只剩一地残垣断壁，在冬天的阳光之下，如悲剧的冷寂布景。百米外，被庞大的阴影笼罩的天一阁愈加突兀，像一面孤独的旗帜。此地即将上演的戏码，虽然冠以“历史文化”之名，却不过用来搭台，主角还是唱白脸的GDP。秦砖汉瓦重新堆砌出来的古典主义，只是彩绘的幕布；财神爷面前的袅袅香烟，构成了剧情的主流。
　　我从未想过，我与新闻的距离曾如此之近。那十分钟的路程，那一个晚上的擦肩而过，令我错过了一场伟大的表演。据《中国周刊》（2012年1月30日）报道，2011年12月18日晚，就在那块曾经的民居、如今的废墟、无人区、未来的高堂广厦之上，在篝火、投影仪和广告灯的惨白光亮之下，这块土地的原住民们，自发演出了一场“废墟音乐会”。“有那么一刻，我停止拍摄，静静谛听，”一位全程拍摄了这场废墟音乐会的摄影师说，“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街坊音乐会，而是月湖西岸老街区的一场葬礼，一曲挽歌。”
　　谁的葬礼，谁的挽歌？新闻借摄影师之口追问：“同城之中，我们一直在相遇，一直牵手，可谁让我们城殇？”——“城殇”二字，触目惊心，哪怕我对这座城市并无热切的认同感，它终究裹住了我的肉身，犹如一袭暖衣，若它死了，寒意就来了。
　　八年前，我来到这座城市，涉足的第一块土地，是火车南站，现在它是一块工地，正在扩建（不久前听说被迫停工了），火车站迁到了东边，火车的轰鸣声已经从我的梦中缺席。第一晚，我去了月湖西区，现在它是废墟。此后我去过郁家巷，去过南塘河，现在它们是商业化的月湖盛园、伪古典的南塘老街。矗立于市中心的久久天桥，飞去如影，不知所踪。八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却有半座城市，从我的眼前蘧然消失，我甚至来不及追寻它们的背影；却有半座城市，从我的眼前迅速崛起，十里繁华，仿佛一夜长成，犹如变脸。只是它变幻太快了，以至丢掉了灵魂。
　　何止是宁波，今日中国的哪一座城市不是如此呢。一边毁城，一边造城，或者一边造城，一边毁城。城市改造的速度，超过了贪官落马的速度，超过了钉子户自戕的速度。有时你一低头，一转身，就沦为这座城市的陌生人。更别提那些老灵魂，往事成风雨，故园化废墟，他们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但是，我们不得不认同新闻的说法，那场废墟音乐会所奏鸣的只能是挽歌，原住民对历史的捍卫只能止于精神，深沉的爱只能止于怀念。在城市化的高歌猛进之下，挽歌被弱化为一记悲怆的尾音。
　　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过渡，从闭关锁国向国际化的过渡，导致中国的城市化如钱塘潮起，不可阻挡。然而，由城市化所激起的种种社会内战同样不可阻挡。这场激烈的内战，不仅表现为贫富之战、城市与农村之战、本地人与外地人之战，还表现为现代性与历史之战、经济与文化之战、记忆与遗忘之战——我不由想起昆德拉的话：“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这还是一座新城市对一座旧城市的战争，是一座看得见的城市对一座看不见的城市的战争。没有人敢于预言，谁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因为他们尚未找到胜利与失败的分界线，在于饱满的物质，还是贫乏的精神；在于无所不能的技术，还是一贫如洗的命运。
　　也许，那一夜的挽歌，将随那一座看不见的城市，与那些瓦砾，那些掌故，消逝于城市化的潮汐。也许，月湖的老灵魂，将迷失于现代性的兴盛与危机。唯一可以确证的是，未来的日光之下，天一阁和范钦先生的石像，将更加孤独。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