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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挽歌

我住的地方,离天一阁并不远。黄昏漫步,大约十分钟可至。不过这么多年来,我只去过两次,还是陪远来的友人附庸风雅;大多时候,宁可过其门而不入。相比经数百年风雨摧折的天一阁,我更喜欢环绕它的陈旧、残破却错落有致的民居,与那些闲话说范家太公(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的白头老人脸上的淡然。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起骑车去图书馆,路过通往天一阁西门的小巷,常见一位老者在生火炉,浓烟如龙蛇狂舞,蔓上他灰暗的、因咳嗽而抽搐的面孔,恍惚之中,他化作一尊古老的图腾;他身后的天一阁,以及天一阁所埋葬的旧时光,却被飞扬的烟灰掩蔽起来。那一幕,定格了我对天一阁的所有想象与记忆,无关文化,而关乎生活。
  然而有一天,当我路过那里,稍一侧眼,才发现曾经像蔓草一样包围天一阁的民居不见了,那些用足以穿云裂石的宁波方言指手画脚的老人不见了,只剩一地残垣断壁,在冬天的阳光之下,如悲剧的冷寂布景。百米外,被庞大的阴影笼罩的天一阁愈加突兀,像一面孤独的旗帜。此地即将上演的戏码,虽然冠以“历史文化”之名,却不过用来搭台,主角还是唱白脸的GDP。秦砖汉瓦重新堆砌出来的古典主义,只是彩绘的幕布;财神爷面前的袅袅香烟,构成了剧情的主流。
  我从未想过,我与新闻的距离曾如此之近。那十分钟的路程,那一个晚上的擦肩而过,令我错过了一场伟大的表演。据《中国周刊》(2012年1月30日)报道,2011年12月18日晚,就在那块曾经的民居、如今的废墟、无人区、未来的高堂广厦之上,在篝火、投影仪和广告灯的惨白光亮之下,这块土地的原住民们,自发演出了一场“废墟音乐会”。“有那么一刻,我停止拍摄,静静谛听,”一位全程拍摄了这场废墟音乐会的摄影师说,“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街坊音乐会,而是月湖西岸老街区的一场葬礼,一曲挽歌。”
  谁的葬礼,谁的挽歌?新闻借摄影师之口追问:“同城之中,我们一直在相遇,一直牵手,可谁让我们城殇?”——“城殇”二字,触目惊心,哪怕我对这座城市并无热切的认同感,它终究裹住了我的肉身,犹如一袭暖衣,若它死了,寒意就来了。
  八年前,我来到这座城市,涉足的第一块土地,是火车南站,现在它是一块工地,正在扩建(不久前听说被迫停工了),火车站迁到了东边,火车的轰鸣声已经从我的梦中缺席。第一晚,我去了月湖西区,现在它是废墟。此后我去过郁家巷,去过南塘河,现在它们是商业化的月湖盛园、伪古典的南塘老街。矗立于市中心的久久天桥,飞去如影,不知所踪。八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却有半座城市,从我的眼前蘧然消失,我甚至来不及追寻它们的背影;却有半座城市,从我的眼前迅速崛起,十里繁华,仿佛一夜长成,犹如变脸。只是它变幻太快了,以至丢掉了灵魂。
  何止是宁波,今日中国的哪一座城市不是如此呢。一边毁城,一边造城,或者一边造城,一边毁城。城市改造的速度,超过了贪官落马的速度,超过了钉子户自戕的速度。有时你一低头,一转身,就沦为这座城市的陌生人。更别提那些老灵魂,往事成风雨,故园化废墟,他们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但是,我们不得不认同新闻的说法,那场废墟音乐会所奏鸣的只能是挽歌,原住民对历史的捍卫只能止于精神,深沉的爱只能止于怀念。在城市化的高歌猛进之下,挽歌被弱化为一记悲怆的尾音。
  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过渡,从闭关锁国向国际化的过渡,导致中国的城市化如钱塘潮起,不可阻挡。然而,由城市化所激起的种种社会内战同样不可阻挡。这场激烈的内战,不仅表现为贫富之战、城市与农村之战、本地人与外地人之战,还表现为现代性与历史之战、经济与文化之战、记忆与遗忘之战——我不由想起昆德拉的话:“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这还是一座新城市对一座旧城市的战争,是一座看得见的城市对一座看不见的城市的战争。没有人敢于预言,谁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因为他们尚未找到胜利与失败的分界线,在于饱满的物质,还是贫乏的精神;在于无所不能的技术,还是一贫如洗的命运。
  也许,那一夜的挽歌,将随那一座看不见的城市,与那些瓦砾,那些掌故,消逝于城市化的潮汐。也许,月湖的老灵魂,将迷失于现代性的兴盛与危机。唯一可以确证的是,未来的日光之下,天一阁和范钦先生的石像,将更加孤独。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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