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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年前(作于2012年1月19日)的一篇专栏。这些天,火拼韩寒愈演愈烈,远远超出我的想见。故此文某些论述已经过时,不过我仍坚持我的结论。
  
  
  偶像的黄昏,还是偶像的错位?
  
  
  原来,2012年最红火的国产贺岁片,不是《大魔术师》,不是《逆战》,而是《火拼韩寒》。
  这是动作片,以文字为刀枪,以网络为沙场。片中诸人,不分门派,不分黑白,不分正邪。待男主角韩寒发出“新三篇”,厮杀开场,三十六路烟尘,七十二家反王,刀光剑影,龙战玄黄。这一场恶战,以麦田发布《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质疑韩寒背后有一个写作团队,为第一波高潮。其后,像方舟子这样的独行侠,范冰冰这样的女明星,纷纷跃马扬鞭加入战团。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战绵绵无绝期。韩寒在公共空间仗剑一日,从四面八方袭向他的明枪暗箭便将持续一日。
  韩寒引用范冰冰的话:我挨得住多深的诋毁,我就经得起多大的赞美。反之,他享受了多大的赞美,就得承担多深的诋毁。韩寒不是战争的导火线,他本身就是一场战争。
  我不欲细说这场论战的是非。我不能认同麦田对韩寒的指控,正如我不能认同韩寒悬赏2000万元来反击麦田的方式,更好玩的是,随后范冰冰声援韩寒,增加了2000万悬赏——这是在拍电影吗?这四千万,好似两大高手正在华山论剑,突然从半空飞来一粒鸟粪。当然从剧情上讲,这是妙手,范冰冰不愧是演员,擅长抢戏。
  这里单说韩寒。我不是他的粉丝,更非他的论敌,我更希望从一个中立化的角度来评论他。不过这太难了,作为同龄人,作为这个国家的暂住者,我们都是刀俎之上的鱼肉,都被卷入了一场自由与人性之战,那么我谈何中立呢。
  所以我要引用两个人的言论。一是周云蓬先生。2010年底,周先生在宁波讲座,我主持。现场有人提问,对韩寒怎么看;周答:当一个上海人进化到最完美的境界,就是韩寒。此言皮里阳秋,可入世说。
  另一例,是许知远《庸众的胜利》。当年他写此文,引来无尽非议。这的确是一个不太讨公众欢喜的标题,然而我无比赞同其立论。如许知远所言,韩寒是我们生存的时代“最可爱、最聪明的明星人物”,“但很多人(包括一些自认有思想的人)把他推到了一个令他本人都尴尬的位置——他要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象征着思想的力量,象征着对权力的反抗”。“人们越是把他推向这个位置,越暴露出这个时代、这些高声吶喊者的愚蠢、脆弱与怯懦。在某种意义上,韩寒的胜利不是他个人的胜利,而是这个正在兴起的庸众时代的胜利。”质言之,韩寒正在承受他所不能承受之重,他已经被符号化、神圣化,他一面享用符号化、神圣化所生产的利益,一面却试图挣脱符号化、神圣化所加诸他的桎梏。
  如果缺乏这后一面,韩寒就不是韩寒,而沦为余秋雨之流。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韩寒最令人钦佩的一点,与他为这个时代所创造的最大意义,便在于他对自由的捍卫与追逐。他的新三篇,唯一值得击节的就是《要自由》。在通往自由的路上,他已经化身为一具自由标本。
  这场论战,并无损于韩寒作为自由标本的光芒。但是,我们却窥见了他的幼稚(他承认悬赏2000万是“幼稚的方法”)、他的失态、他的知识缺陷,与他所陷入的矛盾:他的德行与他的偶像地位,他的思想与时代和公众所赋予他的宏大使命,都呈现了严重的冲突。这不止是他一人的冲突,也许。
  每个人都受困于他的时代。康有为受困于慈禧太后,李敖受困于蒋氏父子,后者死了,前者所代表的便“只是断代,不是延续;只是结束,不是开始”(李敖《北京法源寺》)。我一直视韩寒为大陆的李敖,他的时代断裂了吗?至少,从这场论战来看,裂缝已经浮现。韩寒是博客时代的英雄,而今却到了自媒体主义的微博时代,偶像依然是偶像,拥趸却长出了自己的眼目和喉咙。
  偶像与时代的关系,决定了他的拥趸的数量,以及他的言行所迎来的欢呼的热度;偶像与正义、真理的关系,决定了他的拥趸的质量,以及他永恒定格于历史的刻度。韩寒的偶像地位仍旧如日中天,不过天空终究会变幻颜色,黄昏终究会像鲜花凋零一样残酷降临。对公众而言,最可怕而可悲的事,不是偶像的黄昏,而是偶像的错位。韩寒所处的位置,本该是另一些名字,然而这些不屈的名字却成为神秘的禁忌,名字背后的主体或者身陷囹圄,或者漂泊异国。当韩寒伫立于江湖的潮头,这是一些人的胜利,却可能是另一些人“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许知远语)。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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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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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撰有《从黄昏起飞》(花城出版社,2008)、《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花城出版社,2009)、《百年孤影》(东方出版社,2010)、《酒罢问君三语》(宁波出版社,2012)、《少年游》(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岂有文章觉天下》(华夏出版社,2014)、《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鹅城人物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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