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羽戈 > 只问政体,不问国体?

只问政体,不问国体?

只问政体,不问国体?
  
  
  “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有些人以为,这句名言出自梁启超之手。1915年8月,梁启超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如利刃,刺向正沉浸于皇帝梦里而不知今夕何夕的袁世凯,以及那些为恢复帝制摇旗呐喊的吹鼓手们。文中有言:“今之论者则曰:‘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而前此论者,谓君主决不能立宪,惟共和始能立宪(吾前此与革命党论战时,彼党持论如此)。今兹论者,又谓共和决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吾诚不知其据何种理论以自完其说也!”
  梁启超说“吾侪平昔持论”,不知其“平昔”,始于何时。就我所见,早在1907年,留学日本的杨度创办《中国新报》,在其“叙”(发刊词)里,他指出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重点在于“宪”,而不是“主”。“故吾人之所问者,不在国体而在政体,不争乎主而争乎宪。”同一意思,杨度之言说,似要早于他的好友梁启超。
  谁最早说出了这句话,只是小节;这句话所包含的真理与谬误,才是大义。对一个国家的建构而言,政体的确比国体更具决定性。作为国体的君主制与共和制,好比果皮;作为政体的立宪与专制,好比果肉。我们吃水果,也许会在乎果皮的光泽、鲜度,不过那终究不是重点;果肉之软硬、甘苦、优劣,才是我们挑选水果的第一标尺。同理,假如我们有权选择所生存的国度,将首先考虑这个国家所实行的制度,能否保障我们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与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有宪政政体才能保障这四大自由,专制政体则是扼杀这四大自由的刽子手;至于宪政政体的外观,是像英国那样的君主制呢,还是像美国那样的共和制,犹如你问一个饿了三五天的好汉,是吃烧饼呢,还是肯德基——只要有吃即可,吃什么倒无所谓。
  这么对比,并非贬低国体。果皮固然要削去,然而若无果皮的护佑,果肉便会干枯,失去鲜美的滋味。杨度、梁启超等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我们可以善意理解为一种政治斗争的策略。事实上,国体不仅要问,还要坚持追问,千千万万遍。国体虽然决定不了政体,却可以破坏政体的扎根和发芽。以君主制为例。宪政政体之下,君主必须是虚君。可是有哪个君王甘愿作手无实权的虚君呢,像一尊高贵的圣像,被供于孤独的神龛之上,手握的权柄,却是蜡塑,连一个乞丐的生命都无法生杀予夺。不必说袁世凯这样的雄主,懦弱如溥仪,当上了傀儡皇帝,心头的权欲,便要不由自主烧灼起来。君王如野兽——他自身可能如沉默的羔羊,一旦套上了权力的魔戒,正与暴虐的野兽无异——不把他关进法治的铁笼,则永远不能成为虚君。相比之下,君主制对宪政的破坏,往往要超过共和制,因为在君主制之下,权力集束于君主这一头野兽之手;而从理论上讲,共和制本身就是一种分权,权力源于民授,而非天授、神授,民权对公权构成了一道先天的约束,在公权力内部,立法权、司法权可以约束行政权,甚至在行政权内部,还有府院之争(总统与总理之争)。如此,形同君王的总统企图作恶,顾忌就多了,从里到外,无数锁链束缚了他扩张的爪牙。
  “只问政体,不问国体”的杨度,主张君主立宪,立宪却如梦如幻,从不可见,权力的重心落在了“君主”身上,以至他必须为袁世凯的君主专制买单,最终沦为帝制之役的炮灰。不问国体的结局,却是连政体都不可问。这一段悲剧,足以提醒我们,政体与国体都要问,它们同为政治之果不可或缺的元素,果肉不存,果皮无依;果皮不存,果肉迟早要迎来被风干的历史命运。
  
  供《廉政瞭望》 



推荐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