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未开，还是官智未开？
　　
　　
　　我本来欲以韩寒《说民主》一文为由头，来谈民智与官智，落笔之时，却碰上另一桩趣事。我所寄居的城市，有一位文明办官员，在微博大发高论，暗讽外地人败坏了城市文明，待春节来临，他们回乡过年，城市就干净、安静多了。他使用了一个词，叫“文明稀释”，指外来务工者促进经济发展之同时，却稀释了一座城市的文明浓度。我查了一下，此词前所未闻，应系这位官爷原创，文明办的人，果然有才。这四个字，字字如冰刀，割开了冠以文明之名的文明城市的内幕与文明办的嘴脸。
　　本地人与外地人之争，在许多城市都不鲜见，可是，能否因为外地人从事这座城市最低级的工作，便推断他们素质低下，是城市文明的破坏者呢？所谓文明，不仅表现为卫生与财富指标，还指向道德与精神的建设，在道德与精神面前，外地人并不比本地人低一头，有时反而是那些艰于生存的外地人，以其质朴的言行挽救了一座城市摇摇欲坠的良心与德行，譬如2岁的悦悦遭遇汽车两度碾压的7分钟里，18名路人漠然掠过，最后却是外地人陈贤妹，用捡破烂的双手抱起了受难的孩子，抱起了遗失在秋天的尘埃之中的善心与希望。
　　以外地人为例，再来说民众的素质。在文明办的官员看来，外地人素质太低，稀释了城市的文明；在“说民主”的韩寒看来，中国人素质太低，虽然不会妨碍民主的到来，却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如生出一个“卢旺达式的民主”。他们把罪责都归结于批判对象的素质，然而，什么是素质，正如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民主？陈贤妹的文化与经济素质想必不会太高，她却称得上一个文明人，她以一己之力提升了文明的高度；同理，也许她从来不知民主为何物，她这半辈子都未尝感知选票的温度与重量，但是她卑微的行动，却构筑了民主政治生活的基石。
　　素质与文明的关系，与民主的关系，常常被对立化，被视为相反的两方，却漠视了它们相成的一面。百年前，执政者及其吹鼓手们将“民智未开”每天挂在嘴边，以此为由（另一条理由是“规制未备”），缓行立宪，甚至还编出一个预备期限（九年），“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再如孙中山的政治蓝图，宪政之前，还要加一个训政时期，其出发点，亦因民智未开，训政之义，“即由政府对落后民智进行民主训练”——这与晚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是一个意思。
　　这里且不论民智之内涵，我们还是使用更通俗的“素质”一词。低劣的素质，真是民主、宪政与文明建构的障碍吗？其实，我们常常将民主、宪政等观念与制度神化了。我更认同胡适先生的说法，他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为此他打了一个比方，叫“幼稚园政治”：“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它能使那大多数‘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人每‘逢时逢节’都得到选举场里想想一两分钟的国家大事。英美国家知道绝大多数的阿斗是不配干预政治，也不爱干预政治……只要他们‘逢时逢节’来画个诺，投张票，做个临时诸葛亮，就行了。这正是幼稚园的政治，这种‘政治经验’是不难学得的。”（《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质言之，民主与宪政，只要民众具备幼稚园学生的素质，便可推行。
　　另一面，民众素质太低，非但不该成为缓行民主宪政的路障，反倒是加速推进民主宪政的动力。正因民智未开，才需要民主与宪政，开启民智，升级民智。这就像教人游泳，你不把他扔进民主的河流，令他站在岸边，他什么时候能学会游泳呢。对于民主意识不强、民主素质不高的民众而言，民主政治就是最好的学校，犹如专制政治是最坏的学校一样。
　　有时，不是民众的素质问题，不是民主的观念问题，而是我们观察这二者的视角出现了偏差。如刘瑜所言，将“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大多难题便迎刃而解。
　　今日中国，最大的难题，倒不是民智未开，而是官智未开。譬如那位文明办的官员，其智力还停滞于以身份论文明的封闭年代。由这些人组成的文明办，正是文明的最大敌人。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