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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讲台是多么重要

真实的讲台是多么重要
  
  
  江西南昌的三年级小学生余玉,写了一篇以好人好事为题的作文,其中虚构了这样的情节:有一天,70多岁的老大爷在路上不慎摔倒,手肘磕破了皮,流了血,这个时候来来往往的车很多,躺在地上的老大爷很危险,我就跑上前去,将老大爷扶了起来,路上的行人都夸我是好孩子……
  这种作文,也许我们小时候都写过,甚至还被老师教导,必须这么写,才能在中考高考得高分。可惜,时代不同了,余玉这篇作文,总分30分,却只得了5分。老师的评语,曝光了她得低分的原由:“现在这个社会,老人摔倒了还有人敢扶吗?”言下之意是,余玉的虚构并不符合现实的逻辑。(《江西日报》2012年1月4日)
  这里便折射了中国教育的最大悲哀:一面激励学生勇于助人为乐,一面却目睹农夫与蛇的故事悲情上演,助人者被诬为肇事者,被推上摇晃的法庭;一面以雷锋为标杆,一面却忍看雷锋成彭宇;一面是教育者的高贵使命,欲将学生塑造为忠肝义胆的道德英雄,一面却是现实的道德破产,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反被当头砍了一刀,血未冷,心已经死了。教科书与现实,教育与生存,就像两匹分别向南北狂奔的野马。
  我不想谈彭宇,谈道德,谈人心,只想谈教育。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教育者当何为?在虚幻的道德与冰冷的现实之间,在纸糊的梦想与铁打的生存之间,在高贵的谎言与卑劣的真相之间,他们应该教学生如何选择?
  余玉的老师选择了后一种,只是其做法不太高明,故引起巨大争议。那个尖锐的5分,宣告了教育制度的自相矛盾。既以好人好事为题,提倡助人为乐,学生的虚构,正是对道德教化的顺服;然而,最终所开出的答案,却是对道德教化的反动,是教育者对其命题的自我否定。换言之,在教育者内部的墙上,已经浮现了深刻的裂痕。裂痕爆发之时,便是意识形态教育崩溃之日。
  我有许多朋友,在中学教语文和历史。我常问他们,我们的语文、历史教科书,那么多谎言,那些多扭曲的人性,那么多阉割的德行,你怎么教给台下的学生呢,你怎么在中高考的鬼门关与自由、独立的阳光道之中进行权衡?
  难题在于,你根本无法在谎言与真相、谬误与真理、罪恶与正义之间,寻一个平衡的支点,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你必须作出抉择。前不久我在杭州做讲座,谈近代史之书写,谈到教科书上的一大谎言,“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命令明明为张学良所下,却栽赃到蒋介石头上。听众里面有一位高中生,问:我该怎么办,认知了历史的真相,却必须通过谎言的隘口,莫非要精神分裂吗?我的回答功利而犬儒,大意是,先考上大学,再读追寻历史真相的那些书,为时未晚。
  后来我被批评。批评者说,你无须替学生做决定,你只须把真相和谎言都摆上讲台,请他们自由抉择,他们站在哪一方,就必须为其自主的决定背书,选择谎言,也许从此与真相渐行渐远;选择真相,也许考不上什么好大学,却能拥有一颗自由而独立的灵魂;何况,不必过于看重大学,大学不是分界线,大学教育同样充满了卑鄙的谎言,假如在高中就被谎言所包围、蛊惑,进入大学,早已形同废人,如何有勇气追寻真相呢。
  这段话令我无地自容。
  有人说,今日之中国,不是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是容不下一张真实的讲台。当教科书沦为谎言的堡垒,当应试教育沦为谎言的单行道,那么教育者对谎言的姿态,便构成了决定教育之成败的最大砝码。教育者的反抗未必能生出自由与公义,他们的屈服,却必定将学生推向幽暗的深渊;教育者无须替学生作出选择,他却必须为学生创造自由选择的平台与契机。
  回头再说新闻。对那位老师的言行,我实在不敢苟同。助人为乐,急公好义,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是一种值得认同与发扬的美德。不过,道德教育,不是洗脑,不能强行灌输;而且,践履道德,不是空谈,不能不顾现实。换做我是老师,会以一种善意而温和的态度,一一告诉余玉:什么是美德,实践美德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正如什么是自由,实践自由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以及,在我们生存的时代与国度,做一个好人、做一件好事,是多么困难,却是多么重要。
  正如一张真实的讲台,是多么困难,却是多么重要。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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