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是体制（之二）
　　
　　
　　W师弟来信。他在某市中院当法官，下半年办了一起要案，年终宣判，结果与他的预想大相径庭。他翻破了办公室里的法典与卷宗，实在找不出支持该判决的法理。找审判长——他所在刑庭的领导——理论，领导十分欣赏他的才干和性情，便敞开心扉，说了近一小时，结论是：判这么重的刑，是院领导拍的板；也许院领导都无决定权，政法委的领导早已一锤定音；说到底，这么判，我也有愧，不过我个人无能为力，这是体制的问题。
　　年中的那封信，依稀历历在目。那时他刚出学院进法院，惘然若失，请我指路。我并无一分体制内的生存经验，感于他的诚挚，则遵循我的本心，呈上四点忠告——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故不妨再钞一遍：“一、你不是医生，是疾病；二、不作恶，即善；三、能依法则依法，不能依法则依良心，若法律与良心都一片混沌，姑且视当事人为你的父母兄弟，依人性——假如你还有人性的话；四、如果迫不得已要作恶，那么，请将枪口抬高一公分。”后来我把这四点公诸网络，颇引来一些争议，有人说我书生气，引青年误入歧途；有人说：你只是教他怎样做一个正常人！
　　半年以来，我们不乏通问，然而年尾的这封信，却让我沉吟不决。这四点忠告，也许唯有第一点，在他身上发生了作用，令他时刻自省；后三点，撞上了体制的铜墙铁壁，终于一败涂地，粉身碎骨。他发现，在正义的生产基地，正义却无奈缺席；在以法律命名的地方，法律以及良心、人性并无用武之地；他不想作恶，却不得不被迫作恶；他想把枪口抬高一公分，可是那把枪，却握在他人手上，他与扳机的距离，比与太阳的距离还要遥不可及。
　　怎么办，他问。
　　我说了两个反抗体制的故事。其一来自刘瑜《底线时分》：有一次庭审之前，公诉人Bosch突然撂摊子不干了，他跑过去跟曼德拉握手，说：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送到监狱里去。
　　第二个故事，主角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C君。他读完行政诉讼法硕士，去了西南某区的法院，分到行政庭。由于兼通理论与实践，不出半年他就成为该庭的骨干。后来以他为主力，审判一起由环境污染引发的行政诉讼案。所谓民告官，当两造因赔偿等问题相持不下，法院难免会偏向官府一方。C君却力排众议，抗上命而不遵，坚决判被告败诉。主持正义的代价是，他被院方冷藏。今年他来看我之时，已经被调到了研究室，与业务绝缘。好在他生性达观，在研究室一样不甘寂寞，前不久刚发表一篇探究法官思维的论文。
　　我对W说，你不是不能反抗，反抗体制未必一定会以失败告终，然而，任何反抗都需要成本，都要承担苦涩的代价。Bosch的结局是离开体制，C君的结局是被善于秋后算账的体制放逐于冷寂的边缘。再如慕容雪村写中国法律界的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其中有一位深陷泥沼而一尘不染的反抗者，潘志明法官，结局是被陷害，获刑三年——这一幕纵是虚构，却比残酷的现实更能刺痛人心。
　　不要被那些风度翩翩的反抗者所迷惑。他们动辄就拍案而起，宣告辞职，罢网，离国，姿态潇洒，令人羡煞。不过他们有资本，玩得起，家产万贯，何必在乎一份大学教职；名满天下，在异国他乡同样风光无限。但你玩不起，家中有老弱病残，背上是重若泰山的房贷，你一度怒不可遏，最终只能委曲求全，让冲冠的头发化作绕指柔。
　　这自然不是鼓励W去做温顺的螺丝钉，而是善意提醒，反抗体制的驯化，需要成本，需要策略，需要估量好后果。我不太赞成意气用事与无谓的牺牲。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不能以功利的标尺权衡对体制的抗击。退无可退，不必再退，当你的道德感与人性即将被吞噬，当你作为一个人的底线被践踏如尘，那么，你的选项，就是追寻Bosch与C君的背影。
　　信末，依旧是老调重弹：不要学你的领导，把罪责都推到看不见的体制头上，记住，我们就是体制。当你总是说身不由己——有多少身不由己，禁得起追问；当你总是说“这是体制的问题”，很可能，你已经被体制同化，而丧失了反抗的能力，你非但不知自由与正义为何物，反而沦为扼杀它们的刽子手。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