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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罢问君三语》序:羽戈的教育与自我教育

【《酒罢问君三语》序】


  
  
  “偶像破坏者”的教育与自我教育
  
  

王恒


  
  古人言“三十而立”,羽戈在而立之年迎来了第四本著作的出版,让人深感钦佩。在这几本书中,《百年孤影》或许最能反映羽戈的学识和思想深度,也是他最用心力写作的文字。但是,与他关于宪政史的文字相比,我却更喜欢他的那些随笔,既不乏学识和幽默又读来让人感动。在历史研究中,羽戈的心灵像一束折射的光,只有从复杂的叙事、分析和评论中才能曲折地窥视;而在随笔中,则像一束反射的光,更直接而清晰地映照出他的内心世界,尤其是那些为公共领域而作的文字背后的困惑、探索和希望。与《从黄昏起飞》和《穿越午夜之门》相比,《酒罢问君三语》似乎显得更加随性和私密,更清楚地展露了羽戈“起飞”和“穿越”中的那些怕和爱,可谓我们认识和了解羽戈的最佳门径。
  “三城记”记述了对羽戈具有生命意义的三个城市的些许剪影:阜阳、重庆和宁波。故乡、母校原本是让人感到温暖的语汇,然而,在羽戈的回忆中,却弥漫和浸透着沉重和苦涩。“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伤心岂独西政人”固然略有夸张,却映射着社会的现实。这种社会现实所导致的最为紧要后果之一,就是教育的失败,以至于每个有自我意识的学生都不得不在这种失败中学会自我教育。
  羽戈曾在一首诗中问到:在一个沦陷的城邦,你愿为谁的鬼魂守夜?他的回答是:正义和命运。自我教育的动力就来源于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对社会苦难的同情、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正是这种信念让他能够从本雅明的那段著名的话中获得行动的力量:“不管我们所托付的东西的未来是多么不确定,今天我们成功地出版出来的每一行字,都是从黑暗力量的手中扳过来的一个胜利。”
  一个教育失败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偶像的黄昏”时刻。在这一时刻,扑面而来的是虚无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将精神和社会变得荒诞化和喜剧化。在对偶像的分析和批判中,羽戈逐渐走出了偶像们的巨大阴影从而完成了自我教育,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了一个“偶像破坏者”。在虚无主义的时代,成为一个“偶像破坏者”或许是最明智的选择。但是,与那些冷漠、伤感、悲观和沮丧的虚无主义者不同,羽戈拒绝成为一个静寂主义者、犬儒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恰恰相反,羽戈选择了以一种坚韧的精神力量去面对和拥抱这一艰辛而冰冷的现实,这是对理智和命运最深沉的爱。
  在对抗虚无的过程中,羽戈逐渐回到了历史研究并成为了一个“宪政主义者”。当然,偶像破坏者不是历史的囚徒。因为这种历史不是宏大的、法则式和命令式的历史,而是微观的、碎片化的和叙述性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卑微的、边缘化的和受苦的人也获得了存在的尊严和权利,而宪政主义可谓这种尊严和权利的守护者,由此可以明白羽戈为何以“历史与宪政”作结全书。
  乍看之下,羽戈对宪政主义的理解似乎缺乏理论深度。既没有详尽地去理解宪政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历史,也没有深入地探究宪政主义得以可能的元理论前提和条件。相反,那些宪政主义传播中“南橘北枳”的苦果,得到了他更多的关注。羽戈认为宪政主义的精神内核是“法治为骨骼,自由为细胞,民主为血液,分权为肌肉”,但也没有充分地分析这些观念之间内在的张力。然而,正是在这种“肤浅”中恰恰蕴含了对宪政主义的深刻理解。用羽戈的话说,就是“回归常识,回归形而下”。毕竟,宪政主义是一种行动而不是一种理论,它的折衷和自我矛盾源于这个世界自身也是自我矛盾的。对这个混乱的世界的任何一种系统化的、“审美式”的解释无不是对这一世界的曲解。更可怕的是试图将这种曲解转化为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强加于这个世界,从而成为僭政的开端。宪政主义正是对这种权力意志的温柔而坚定的拒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宪政主义是政治世界中的“偶像破坏者”,其任务是摧毁各种“政治剧场偶像”。回到常识和形而下,就是破除偶像崇拜。
  然而,不太确定的是,如果宪政主义本身也成为了偶像,羽戈又将怎样挥动批判的铁锤呢?当然,在宪政主义还没有成为现实,更没有被偶像化之前,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显得多余。但或许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宪政主义者,并明白宪政主义不是一种教条,而是“驯化权力”和破除权力崇拜的一种行动的精神。
  羽戈嘱托我给这本书写篇序言,让我感到高兴而又颇为惶恐。自2002年夏天结识以来,尽管在跋涉的路上,我们曾多次擦肩而过,但正如羽戈告诉我的那段爱默生的话那样:“我们相逢之时,仿佛我们素昧平生;我们分别之时,好像我们从未分别。”这篇小文字,是对羽戈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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