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谦虚，有时乃是一种恶习。我去过许多城市，一旦请教贵地的文化生态发展如何，几乎每一座城市的文化人都连连叹气：“文化沙漠！文化沙漠！”就连最讲究腔调的上海人，都喜欢自怨自艾。有一位上海朋友自嘲道：上海有无文化，要看那些妓女在读什么书，以前，话说妓女三件宝，口红、安全套、余秋雨散文；而今，余秋雨的散文换成了郭敬明的小说——这就是二十年来，上海文化最绝妙的注脚。
　　前些天，广东省文化厅厅长方健宏谦虚了一把，承认广州的文化氛围不如京沪。这种谦虚，也许是善意，不过当你谦虚过了头，反倒是一种骄傲。文化包罗万象，端看怎么比。若论公民文化的土壤与氛围，广州谦称不如北京和上海，后二者可能会想：这厮是不是在暗讽我们发育不良呢？
　　当然，方厅长谦冲自牧也好，妄自菲薄也罢，都可理解。而今，不独哪个城市，整个中国，何尝不是一个被切断了水源的文化沙漠？纵然文化工程大兴土木，文化项目热火朝天，文化广场鳞次栉比，事实上这和文化毫无关系，在“工程”、“项目”、“广场”所融汇的商业化浪潮席卷之下，文化越来越像一条贫瘠的河流。所以，各大城市之间，攀比文化水位，犹如一群侏儒，比谁的个子高，一群饿鬼，比谁的肚皮大，一群太监，比谁的性能力强。
　　不是所有的城市，都甘心沦为文化沙漠，不是所有的文化人，都甘心沦为文化侏儒。然而我们的文化建设，却一再误入歧途。歧途之一，是给文化定指标。方厅长应该不会陌生，前不久，深圳市曾出台《深圳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其中有一项“文化菁英集聚工程”，号称到2015年，深圳要有150名文化名人，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要达到200名。
　　我开玩笑说，给深圳200个于丹，给广州一个杨树达，论文化含金量，深圳必定重不过广州。文化的要义，在于质，而非量；文化的建设，不是搞动车工程，不是搞人海战术。那么多指标，非但无法刺激文化的成长，反而构成了压制文化的重担：200个于丹救不活《论语》，与此同时你却错过了杨树达这一根救命稻草。
　　相应的另一歧途，在于政府对待文化的态度。当出自政府之手的文化方针、政策如过江之鲫，蜂拥而至，未必是文化之幸，未必能打造文化的盛世——相反，文化方针、政策越多，文化就越少。政府有意扶植，固然值得嘉许，不过过度的扶植则意味管制，正如过度的指导则意味压迫。就文化本身而言，最重要的养分乃是自由。一个成熟的政府，对文化的发展，应该安心做一个守夜人，唯有当文化的自由受到侵害之时，它才拔刀出手，斩向那肆虐的魔掌。一个有文化的政府，从来不愿占据、标榜文化之名；一个没有文化的政府，则企图将文化人的自由时刻把握在自己手里。
　　如今，广东省正向社会组织放权，降低其登记、成立的门槛。什么时候，这种福气能落到文化头上呢？这一天倘能早早到来，方厅长说起广东的文化氛围，就不必再冲京沪低头。
　　
　　供《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