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所作】
　　
　　
　　书店之死
　　
　　
　　劳伦斯·布洛克写过一部小说叫《八百万种死法》。我已经忘了其内容，却清晰记得这个宏大的书名。十岁那年，外祖母在我身边平静逝去，我第一次目睹死亡像巨大的黑夜一样覆盖了我惊慌的生命，从彼时起，被死神启蒙的我就开始幻想自己的死法，是像“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的鲁智深那样彻悟呢；还是像瞿秋白那样淡然，冷对死神的胁迫，道一声“此地甚好”，从容就义。后来我与书结缘，成为一个读书人与写书人，便生出一种痴念：人书俱老，死在书里，以书为坟茔，可谓求仁得仁，不亦快哉。
　　以书为殉葬品，或者作为书的殉葬品的痴念，并非我的专利。卡洛斯·M.多明盖兹的小说《纸房子》开头，剑桥学者布鲁玛·伦农从旧书铺买了一本《艾米莉·狄金森诗集》，跨出店门一边走一边读，正要读第二首诗，就在街口给汽车撞死了——小说的悬疑就此滋生。与此相应的现实一幕发生于2008年2月4日，香港青文书屋的店主、出版人罗志华先生，在九龙西部的大角咀合桃街货仓整理书籍之时，被20多箱图书压倒致死，直到14天后，世人才发现他孤独的尸身，他的灵魂也许早已飘向了书香四溢的天国，那里，书店不再寂寥。而那14天，对兔死狐悲的读书人而言，比14年还要漫长而不可企及。
　　我曾经多么羡慕罗志华的死法，正如我曾经的理想，就是当图书管理员或者开一家私人化的书店。然而这只是“曾经”，我的种种痴念，早已被现实的刀锋戳破。这些年来，我亲见那些被视为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的实体书店像感染瘟疫一样陆续死去，从香港到北京，从青文到风入松，以及最近倒闭的光合作用书店，这其中，罗志华的离奇死亡，构成了一个被无限放大的黑色隐喻，一块被提前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书店的悲剧成就了他的悲剧，他的悲剧反过来加重了书店的悲剧。“书店死了”的哀号，从罗志华被书籍击倒的那一刻起，如一记魔鬼的咒语，徘徊于现时代的黄昏。
　　风入松书店关张之后，我写过一篇评论，名曰《时代是书店的敌人》。顾名思义，扼杀实体书店的刽子手，乃是这个狂飙突进的时代：时代的忠实子民对音频与影像的兴趣远远高于文字，寥若晨星的阅读者里，电子阅读渐渐取代了纸质阅读，这正决定了实体书店只可能在时代的狭隘瓶颈之中苦苦寻觅一线生机。等到某一天，瓶颈被压缩为针孔，书店便可宣告谢幕，除非它能像天使一样在针尖之上舞蹈。
　　有人认为，网络书店如当当、卓越、京东的崛起，压迫了实体书店的生存空间。这种观点不无道理，却流于表象。如果时代继续狂飙突进，长驱直入，那么纸质书与书店的衰亡则是一种必然，就此而论，网络书店与实体书店乃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它们虽互有争竞，然而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方为正道。实体书店的纷纷死亡，绝非网络书店的福音，反而是预先敲响的丧钟。
　　既然丧钟已经响起，既然时代的法官宣判了书店的死刑，我们则必须正视未来的残酷，而非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或者像犬儒的鸵鸟一样将脑袋深深埋入感时伤怀的悲叹之中，或者迷失于对时代精神的道德批判。书店的唯一出路，就是自救。网络书店已经开辟了一条血路，它们以书为噱头，并不依赖售书盈利，像京东商城发起的折上折、满额减半等促销活动，其实是打脱牙齿和血吞，它从出版社进货，应为五折，最终售出，则在四折左右，每卖一本，便要亏书价之一成，这哪里是卖书，分明是割肉，然而它却赚来了盛极一时的名望和人气，以此推销其旗下的数码、家电等产品，更远大的目标，则是上市。
　　实体书店没有那么大的财力，更不可能把书店扩张为超市，什么都卖。但是书店却可根据自身的处境，譬如辟出一块，作为书吧，将卖书与读书一体化；书吧可售咖啡、茶点以及与书相关的饰品等，也许其财源更胜卖书。假如书店与书吧足够辽阔，还可以承办讲座、签售、读书会等沙龙。质言之，这样的时代，书店若欲自救，它的定位，就不应该仅仅是一家书店；它对书的定位，就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商品。
　　我生活的城市，有一家叫“城市之光”的旧书店，正以“不仅仅是一家书店”自命。它努力传承美国旧金山那家同名书店的衣钵，要做一座城市的光，以书为光源，召唤在寒冬夜行的读书人抱团取暖。诞生于1953年的美国城市之光书店，曾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悬挂“阻止战争和战争制造者”的横幅及聂鲁达的诗句：
　　暴君砍去了歌手的头
　　但井底的歌声
　　仍然涌向大地的秘密之泉
　　——当时代的喉咙被扼住，书店就是传歌者，当世界暗如午夜，书店就是灯火。
　　当然，我们必须明了，书店从来都是小众的事业，在任何年代，不读书的人永远多于读书人。假以时日，纸质书终将归于陈年旧物，读书人终将越来越少，书店犹如此世的生命，终将走向死亡。只是，书店死了，并不代表阅读死了，只要阅读还在，自由就有了光源，正如新青年书店制作的马克杯上所铭刻的那句话：“阅读必叫人得自由。”
　　当阅读死了，读书种子便绝了。那时，惟愿我还能重拾当年的痴念，端坐书籍之中，静候末日降临。
　　
　　供《中国经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