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一度是一个光彩夺目的身份和称谓。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曾评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激起满城腥风血雨，有人因未能上榜而大发雷霆，撰写长文批判榜上的名流。这可以理解为文人相轻，从另一面来讲，彼时，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块流油的肥肉，人人都欲咬两口而后快；如果只是一根被抽空了精髓的贱骨头，名人们何必为此撕破庄重的脸面呢？
　　此后，几乎每年都有人或者机构评选年度十大、百大公共知识分子，然而因此生出的争议却渐渐沉寂，归于无声。这种评选，甚至还不如一些叫春的城市选拔形象代言人更具新闻效应。公共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令人垂诞欲滴的肥肉，反而有些像上供的冷猪肉，只有那些对祭坛之上的神像有所信仰的人，才愿意轻轻拂去猪肉身上沧桑的尘灰。
　　一面是时代的运命所赋予的落寞，另一面，则是自身所生产的丑闻，令他们从高不可测的神龛跌落凡尘的下水道。因为，从字面来看，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既指向“知识”的传播，还指向“公共”的发扬，后者决定了公共知识分子不仅是一种专业身份，更是一种道德身份：良心与正义，构成了他们在某些时候所无法承受的道德负担。当他们的道德形象出现破产，他们所生产的知识随之开始贬值。
　　明确了这一点，再来看新闻。前不久，某些公共知识分子从“文斗”转向“武斗”，纷纷向争论对手“约架”。自然，这已经不是武斗的时代，架未能打成，不免令唯恐天下不乱的世人大失所望。批评者因此找到了口实，嘲讽公知们理亏，动口处于下风，便企图动手，用武器的批判取代批判的武器。
　　与其相应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自嘲，如贺卫方先生称：“网络兴，诸公知亦得就公共事件公共事务频繁发言。然事件多悲催结局，政治则毫无起色。公知无尺权寸柄，言说而已；公众渐趋绝望，徒唤奈何。聂树斌蒙冤于地下，陈-光-诚遭囚在临-沂，微博之上，呐喊无数，难阻神州列车向平壤。公共知识分子唠叨如故，不如称婆婆知识分子。”
　　“婆婆知识分子”的灵感，大概来自公共知识分子的谐音“公公知识分子”，公公与公共，一字之别，其义则如天上人间。公公者，太监也，即讥嘲那些被阉割甚至主动自宫的知识分子，不为苍生担道义，只向君王唱赞歌，他们为公权力辩护的技巧和精神，令权力者自身都望尘莫及，叹为观止。“公公知识分子”与“婆婆知识分子”看似一家，实则势不两立，后者只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伤时感事之语，前者却是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最大侮辱。
　　回头再说武斗。主张武斗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同于“公公知识分子”，你可以讥讽他们气急败坏，却不能批判他们道德败坏。在我看来，武斗者并未失德，反倒是他们的对手，时时在挑战道德和人性的最低限度。当文斗不能阻止病毒的猖獗，武斗也许是最不坏的选择。正如诗人埃兹拉·庞德曾致信拉塞尔·艾伯克龙——后者提出，年轻诗人应放弃无聊的写实主义，而去研究华滋华斯：“亲爱的艾伯克龙先生：愚蠢超过了一定限度便构成对公众的威胁。我特此提出与你决斗。”依美国人的决斗传统，受到挑战的一方有权选择武器，所以艾伯克龙主张，他与庞德的决斗应该如此进行：用各自没有卖出的书投掷对方。
　　我从武斗的风行，窥见了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困境：一言以蔽之，今日中国，有公共知识分子的市场，却无公共知识分子的空间。中国需要一千个韩寒，然而中国的土壤，只能长出一个韩寒，且随时面临夭折的危险。公共知识分子所依托的“公共”，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中国的公共空间，非但不能制约公权力，反而要仰公权力的鼻息，看公权力的脸色；此等语境，恐怕只能大量孕育“公公知识分子”与“公共姿势分子”（某些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行，端在于摆出一个华丽的POSE，故有此名），而非如爱德华·萨义德、苏珊·桑塔格、保罗·克鲁格曼这种被视为精神楷模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公权力的碾压之下，“公共”沦为了“公公”，公共空间沦为了意识形态的粪池，理性的话语只可能迎来非理性的谩骂，张开喉咙就将被敏感词的鱼刺卡住，此时，某些公共知识分子被迫举起了拳头。
　　他们使用拳头，是对知识的侮辱，还是在捍卫知识的尊严？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还有一些人，日夜守候在红墙的边缘，等待墙内扔出的肉骨头——有时，落在他们头上的却是一块砖头——这种人，难道就是所谓的“公公知识分子”？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