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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的困境

  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一度是一个光彩夺目的身份和称谓。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曾评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激起满城腥风血雨,有人因未能上榜而大发雷霆,撰写长文批判榜上的名流。这可以理解为文人相轻,从另一面来讲,彼时,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块流油的肥肉,人人都欲咬两口而后快;如果只是一根被抽空了精髓的贱骨头,名人们何必为此撕破庄重的脸面呢?
  此后,几乎每年都有人或者机构评选年度十大、百大公共知识分子,然而因此生出的争议却渐渐沉寂,归于无声。这种评选,甚至还不如一些叫春的城市选拔形象代言人更具新闻效应。公共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令人垂诞欲滴的肥肉,反而有些像上供的冷猪肉,只有那些对祭坛之上的神像有所信仰的人,才愿意轻轻拂去猪肉身上沧桑的尘灰。
  一面是时代的运命所赋予的落寞,另一面,则是自身所生产的丑闻,令他们从高不可测的神龛跌落凡尘的下水道。因为,从字面来看,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既指向“知识”的传播,还指向“公共”的发扬,后者决定了公共知识分子不仅是一种专业身份,更是一种道德身份:良心与正义,构成了他们在某些时候所无法承受的道德负担。当他们的道德形象出现破产,他们所生产的知识随之开始贬值。
  明确了这一点,再来看新闻。前不久,某些公共知识分子从“文斗”转向“武斗”,纷纷向争论对手“约架”。自然,这已经不是武斗的时代,架未能打成,不免令唯恐天下不乱的世人大失所望。批评者因此找到了口实,嘲讽公知们理亏,动口处于下风,便企图动手,用武器的批判取代批判的武器。
  与其相应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自嘲,如贺卫方先生称:“网络兴,诸公知亦得就公共事件公共事务频繁发言。然事件多悲催结局,政治则毫无起色。公知无尺权寸柄,言说而已;公众渐趋绝望,徒唤奈何。聂树斌蒙冤于地下,陈-光-诚遭囚在临-沂,微博之上,呐喊无数,难阻神州列车向平壤。公共知识分子唠叨如故,不如称婆婆知识分子。”
  “婆婆知识分子”的灵感,大概来自公共知识分子的谐音“公公知识分子”,公公与公共,一字之别,其义则如天上人间。公公者,太监也,即讥嘲那些被阉割甚至主动自宫的知识分子,不为苍生担道义,只向君王唱赞歌,他们为公权力辩护的技巧和精神,令权力者自身都望尘莫及,叹为观止。“公公知识分子”与“婆婆知识分子”看似一家,实则势不两立,后者只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伤时感事之语,前者却是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最大侮辱。
  回头再说武斗。主张武斗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同于“公公知识分子”,你可以讥讽他们气急败坏,却不能批判他们道德败坏。在我看来,武斗者并未失德,反倒是他们的对手,时时在挑战道德和人性的最低限度。当文斗不能阻止病毒的猖獗,武斗也许是最不坏的选择。正如诗人埃兹拉·庞德曾致信拉塞尔·艾伯克龙——后者提出,年轻诗人应放弃无聊的写实主义,而去研究华滋华斯:“亲爱的艾伯克龙先生:愚蠢超过了一定限度便构成对公众的威胁。我特此提出与你决斗。”依美国人的决斗传统,受到挑战的一方有权选择武器,所以艾伯克龙主张,他与庞德的决斗应该如此进行:用各自没有卖出的书投掷对方。
  我从武斗的风行,窥见了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困境:一言以蔽之,今日中国,有公共知识分子的市场,却无公共知识分子的空间。中国需要一千个韩寒,然而中国的土壤,只能长出一个韩寒,且随时面临夭折的危险。公共知识分子所依托的“公共”,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中国的公共空间,非但不能制约公权力,反而要仰公权力的鼻息,看公权力的脸色;此等语境,恐怕只能大量孕育“公公知识分子”与“公共姿势分子”(某些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行,端在于摆出一个华丽的POSE,故有此名),而非如爱德华·萨义德、苏珊·桑塔格、保罗·克鲁格曼这种被视为精神楷模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公权力的碾压之下,“公共”沦为了“公公”,公共空间沦为了意识形态的粪池,理性的话语只可能迎来非理性的谩骂,张开喉咙就将被敏感词的鱼刺卡住,此时,某些公共知识分子被迫举起了拳头。
  他们使用拳头,是对知识的侮辱,还是在捍卫知识的尊严?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还有一些人,日夜守候在红墙的边缘,等待墙内扔出的肉骨头——有时,落在他们头上的却是一块砖头——这种人,难道就是所谓的“公公知识分子”?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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