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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孝的名义被滥用
  
  
  老话说,缺什么补什么。反过来讲,从一个人、一个社会在补什么,大约可以推断其缺什么。当北京大学将“孝敬父母”视为考量推荐生的第一标准,当中国伦理学会启动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由此可知,孝,在古代中国作为诸善之首的孝,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严重缺席。
  关于孝的缺席,深圳有一个新闻。北大硕士毕业、在财政局工作的公务员廖某,将从湖南郴州老家来深圳帮其带孩子的父母打伤。此事经媒体曝光,所激起的后果,则为廖某始料未及。除了舆论谴责,10月27日,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特意写了一封信,论及道德建设。这么一来,廖某别无选择,10月30日,在政府与媒体的关注之下,廖某向父母下跪道歉,并向公众致歉。
  有人质疑廖某道歉的动机:假如不是市委书记写信,政府出面干涉,他会深情道歉吗?要知道,当他“打母咬父”的丑闻曝光,他对媒体的态度,颇有些敷衍和不屑呢。还有人质疑,廖某向父母赔礼道歉,乃是天经地义,如此兴师动众,大张旗鼓,诸如“深圳文明办、关爱办相关负责人特地探访”等,难道不是在滥用孝的名义,打造精神形象工程?
  对于公权力,我们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对于公民个体,我们则应该以最大的善意来估量。所以,我宁愿认为,廖某的忏悔和道歉发自肺腑。观诸《南方都市报》(10月27日)与他的对话,他的确流露了深深的悔意,请求公众予以宽容,当然他坚持认为,他与父亲的冲突,双方都有责任,他们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家庭矛盾”——从其措辞来看,廖某不愧为公务员。
  不管怎么说,廖某道歉了,他在父母膝前痛哭流涕,呈现了久违的孝子一面。度尽劫波父子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里不妨延伸开来,谈一下孝道的建设。
  还是老话:棍棒出孝子,父母不打,子女不孝。此言固然片面,却正适用于廖某。假如不是政府与媒体严正鞭笞,廖某也许终将忏悔、道歉,但不至于在短短数日之内浪子回头。
  然而不是所有的棍棒,都能落在子女身上;不是所有被子女伤害的父母,都能得到政府与媒体的垂注;不是所有的子女,都能在外力的激烈鞭挞之下幡然悔悟。道德从来都不是源于暴力,棍棒能打出孝子,更可能打出逆子。归根结底,孝的种子,只能生长于道德与文化的自律土壤。
  孝道沉沦,正为今日中国的严酷事实。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在于家庭伦理的断裂。现在的家庭,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家庭:在宗法社会,孝是维系家庭伦理的纽带,正如忠是维系政治伦理的纽带;在现代社会,家已不家,就像廖某,居于深圳,父母却在远隔千里的郴州,除非孝长出了翅膀,否则,维系家庭伦理的纽带必将让位于其他观念和事物。
  所以重建孝道,首要在于重建中国家庭伦理,让家先成其为家,让家人感受家的温暖。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自然是为家长洗脚,许多学校都在推行。前不久,重庆江津五中的操场之上摆满了三百个洗脚盆,由三百名学生为其家长洗脚,其场景、气势,堪称壮观。不过,我却有一种错觉,这不是在表达孝心,而是由孝子贤孙们表演团体操美学。
  这正是问题之所在。我们对孝道的建设,似乎误入了歧途,不是刻舟求剑,就是缘木求鱼。譬如中国伦理学会发起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声称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培养百万中华小孝子”,好比宁波斥资5000万培养千名“乔布斯”一样,怎么看都像是形象工程。可悲而可怕的是,最终,非但未能培养百万孝子,反因孝的名目被滥用、被玷污,加速了孝道的进一步沉沦。
  
  供《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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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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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撰有《从黄昏起飞》(花城出版社,2008)、《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花城出版社,2009)、《百年孤影》(东方出版社,2010)、《酒罢问君三语》(宁波出版社,2012)、《少年游》(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岂有文章觉天下》(华夏出版社,2014)、《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鹅城人物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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