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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赛场到官场的距离

衙门一入深似海,从此刘郎是路人
  
  
  中国的体育明星,退役后的出路,有一个说法叫“男贵女富”,即男明星多去做官,女明星多去嫁富豪。此中案例,不胜枚举。如今则多了半个。
  据报道,9月29日,在上海体育健儿加油慰问演出暨联谊晚会上,刘翔以上海体育局团委副书记的身份公开亮相。在常人看来,这自然是当官,直辖市局的团委副书记,最起码是一个豌豆,比芝麻官大多了。不过,上海市体育局的领导解释说,刘翔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因为他不是公务员,而是属于国家事业编制的运动员,当选团委副书记,性质并未改变;他的职务亦无行政级别。依此说法,刘翔的官,只能算“半个”。也许,等他退役,从兼职转为专职,才能登堂,依然被国人仰视,尊崇的目光却变了质。
  运动员刘翔之前,并无刘翔,此后怕也罕有;官员刘翔之前,却有不少刘翔,此后更难计数。刘飞人转型为刘书记,其实是自贬身价的一步。
  这一步如何跨出,或者说,从赛场到官场,从运动员到公务员,从刘飞人到刘书记,其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如果说,女嫁富豪,要看姿色和缘分,那么男当官僚,要看什么?
  有“学而优则仕”,便有了“体而优则仕”。体育明星在仕途飞黄腾达,方向有二,一种是回归本行,以前当运动员,现在当管理员,如王义夫任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管理中心副主任,张蓉芳任国家体育总局排球管理中心副主任,杨威任湖北体操管理中心副主任;另一种,则如刘翔这样,从团干部起步,在他之前,两位乒乓球名将,王楠到团中央工作,邓亚萍曾担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这主要考虑到体育明星在青年人心中的形象与影响,像邓亚萍和刘翔,都曾是一代青年所追星逐月的偶像巨星。他们进团委,倒也得其所哉,总好过进计委、经委。
  然而,问题不是他们能不能当官,而是他们凭什么当官,他们成为公务员,是否完全遵循《公务员法》之程序,譬如参加公务员考试。当然,《公务员法》第三十一条另有规定,录用特殊职位的公务员,可以简化程序。只是,“特殊职位”何指,体育局和共青团的职位有什么特殊?
  其实,“体而优则仕”的成功秘诀,与“学而优则仕”一样。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权力本是一场买卖。你优秀与否,不仅在于你自身的品质,更在于帝王家对你的观感,古往今来,有多少猪头,因为鼻子插上了大葱,而被帝王视为圣洁的巨象,赐予权柄,高居庙堂。质言之,不管是“体而优则仕”还是“学而优则仕”,“优”并不是关节点,“优”与“仕”之间并无一条必然性的栈道,而布满偶然性的陈仓。优者未必能入仕,入仕者未必尽优。你若尝试用法度权衡此间的距离,则可能被讥为执象而求,咫尺千里。用现代人的话讲,一认真,你就输了。
  《公务员法》本来就不是为“体而优则仕”所设。此法面前,所有的公务员一律平等,只是有些公务员比其他公务员更加平等。这后一种“平等”,也许在他们未成为公务员之前,就已经注定。
  《公务员法》的“特殊”,留给了两种人。其一是近年来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却屹立不倒的“官二代”,他们不仅是特权的种子,更是特权本身,作为权力的余孽和病毒,他们严重破坏了官场的生态平衡;其二,就是“体而优则仕”们,这里的“体”,可以置换为其他职业,只要这种职业,始终控制在公权力的巨掌之下,始终是国家主义的衍生物。换言之,中国的赛场,许多时候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官场,被选中的优秀的“仕”,早在赛场之上,就已经露出了官员的峥嵘。
  所以你会看到,从赛场到官场的距离,在刘翔等人身上,竟被压缩为一步之遥。以刘飞人跨栏的极速,只需轻轻一抬腿,身在赛场的他便成了备受尊崇的刘书记。一个普通公务员要跑多少年才能达到这一步呢?这场政治马拉松,也许你跑到了老死,仍无法望见终点的微光。
  衙门一入深似海,从此刘郎是路人。当官有风险,明星须谨慎。刘翔若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可以邓亚萍为镜鉴。2010年9月,邓大人从共青团调到了《人民日报》,担任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兼“人民搜索”网站总裁,从此头脑混乱,满嘴昏话,譬如称《人民日报》创刊62年“从来没有出过假新闻”,引起公论哗然,被批为骗子、花瓶,眼见晚节不保。在公众的眼睛雪亮如剑的今日中国,从偶像到小丑,同样只有一步之遥。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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