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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纪念辛亥革命?

我们该如何纪念辛亥革命?
  
  
  辛亥百年,漫天遍地都是纪念的礼花。最独具一格的纪念方式,当在辛亥革命的发轫地武汉。据《武汉晚报》报道,8月27日,“为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创造平安环境”,武汉市警方发出战斗令,开展大清查、大破案、大防控三大战役。在三镇街头,警方将每天出动百余台巡逻车,派出100名武警携枪、200名特警携带“微冲”进行街面巡控,随时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据称,警方此举,用意是“超前防范”。防范什么呢,违法犯罪活动,无时无地不在,未必因为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就会异常猖獗——犯罪分子哪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防患犯罪于未然,乃是警方的日常工作,不必过于强调,因为过犹不及,一旦防范过了头,就可能滋生一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恐怖气氛。防范是为了祛除恐惧,结果却刺激恐惧像水草一样在秋天的河流疯长。三镇街头的民众,穿行于热浪与焦躁、繁华与喧嚣之中,本来处之泰然,忽见巡逻车疾驰而过,警察高举冲锋枪严阵以待,心头便如一团乱麻,两股战战,几欲先走。
  乱世须用重典,如今却是盛世,本应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哪怕你是枪杆子的合法占有者与使用者,这般全副武装,子弹上膛,气势汹汹,杀气腾腾,非但不能“创造平安环境”,反倒沦为了平安的祸害。更不必说为百年辛亥保驾护航——辛亥革命之为辛亥革命,即源于对压迫和恐惧的揭竿而起,我们纪念辛亥的最佳方式,正在于努力消灭这种压迫和恐惧,而不是从反向激起了它的滋长,唤醒在国人心底冬眠的猛虎。
  由此可以引出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纪念辛亥革命?
  这第一步,在于对辛亥革命的重审与重现。我们的近现代史书写,一度迷失于偏见的密林,灌注于我们青春头脑的历史记忆,像是一片秋天的破碎枯叶,辛亥革命的历史真相,却如树根,深埋在地下的春天。好在近年来,“民国热”翻腾,被埋没、阉割的史料纷纷发掘出炉,我们得以认识另一个辛亥革命,或者说是真正的辛亥革命。
  这其中,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与雪珥《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对辛亥革命的诠释,清晰呈现了那一年的光影,与那一场革命的隐秘。从雪珥的书名可知,改革在计划之内,革命在计划之外。用张鸣的话讲,这场“低烈度的革命”,是一场意外,意外里的意外。缓慢行驶的中国列车,被这场像扳道岔一样的意外,扳上了另一个轨道,这一扳,就是百年(1949年,火车改造为动车,开始提速,但并未脱轨)。
  如果确认辛亥革命是一场意外,那么,为什么会生出这样的意外?历史充满了偶然,一句酒后胡言可能引发一场宫廷政变,一次擦枪走火可能引爆一场制度地震。然而,这种种偶然背后,依然埋藏了伏脉千里的历史潜规则。说及辛亥革命,谁能够预想,那第一枪将由武昌新军打响;不过,可以想见的是,这一声枪响将激起举国的热切呼应。因为当时之中国,漫山遍野,大江南北,任何一处都是一触即发的爆破点,就像多米诺骨牌,推倒一张,整个国家便应声而崩。
  谈到那一段历史,我们常说,假立宪,导致真革命。于今来看,清廷的立宪改革,倒不能说完全是假,但是,相比民间的吁求,执政者的改革速度比苍老的乌龟还要慢,走两步,退一步,偶尔还日暮途穷,倒行逆施,譬如将铁路收归国有,酿成民变,堪为武昌首义的背景与先声。改革与革命,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如托克维尔所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一旦改革如老牛破车,或者脱了轨,必将擦出革命的火花。
  在辛亥百年,纪念这一场革命,首要认清其爆发的逻辑与台前幕后的盘根错节。我不得不一再感慨,我们的历史,就像一块发了霉的蛋糕,上面落满了权力的尘灰和意识形态的苍蝇,不把这些尘灰和苍蝇驱散,我们永远难以洞察蛋糕内部的真相。当务之急,正在祛魅:辛亥革命到底是不是一场革命?革命党人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普罗阶级对所谓的革命到底持什么态度?……这些问题若不解决,我们的纪念,不管多么盛大,多么尖锐,恐怕只能离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越来越远。
  在此基础之上,再来谈历史遗产。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运动,它的遗产则如乱花渐欲迷人眼。我以为对今日中国而言,有三点遗产可为镜鉴。一是改革的姿态,以及在改革的轨道之上,如何化解革命的危殆——必须谨记:不改革,必革命;假改革,必革命;慢改革,必革命。二是社会共识的达成:这种共识,不是左右共识,而是朝野共识,辛亥革命,民众参与如蜻蜓点水,而今民智全开,民意汹涌,那么共识的建构,将如何吸纳民声,摆在执政者面前的挑战,远比辛亥年艰巨多矣。
  第三点,正与武汉警方持枪巡街的一幕相关。我要说一个典故。1909年,关于一项铁路部门的政治任命,军机大臣张之洞与摄政王载沣发生了争执,张认为,若任用徐世昌,舆情不属,必激变;载沣答,有兵在。张退而叹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将执政的根基寄托于“兵”,而忽略了舆情,忽略了民意,这样的朝廷,不亡何待?——果然,二年后,清朝灭亡。
  百年后,“有兵在”的狂言,依然徘徊在中国的长空,徘徊在武汉三镇巡街警察的枪口之上;张之洞的叹息,依然被当作了耳旁风。
  
  供《中国经营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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