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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平换岗:这不是一个奇迹

这不是一个奇迹
  
  
  7月24日晚的那场新闻发布会,令王勇平的名字作为一个耻辱的符号而传遍中国。自此以后,就不断有人呼吁甚至诅咒这位铁道部新闻发言人早日丢官罢职。7月29日,铁道部还专门辟谣,称王勇平并未如传闻所言“回京后即被停职”。直到8月16日,铁道部负责人才公开表示,王勇平不再担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职务,“这不是免职或被停职,而是正常的职务变动,王勇平的级别待遇没变,调到哪个部门还没定”;次日传出消息,王勇平“将赴波兰华沙担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级别果然未变,还是正局级。看来,令某些媒体与公众所欢呼雷动的“王勇平被停职”一说,依旧是谣言,是一个残酷的误会。
  其实停职还是换岗,对王勇平本人而言,区别并不甚大。他生于1955年,今年56岁,即将退休。换做我,不如知耻而后勇,主动请辞,挂冠而去。除了担任铁道部高官,王勇平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铁路书法家协会主席”。年寿有时而尽,权位止乎其身,怎比文章与书法,可流芳百代,彪炳千秋。退休后,啸傲林泉,激扬文字,挥毫落纸,写两句“此生纵有千年寿,尽献苍生作党臣”,总好过驽马恋栈,横遭千夫所指,万人唾骂。
  当然,一个张口就是“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的新闻发言人,一个从话语到表情都渗出一种权力傲慢的官员,未必有自知之明的智慧,未必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对他们而言,权力是一剂春药。一旦丧失了权柄,将从此一溃千里,一蹶不振。所以对权力的争夺,比性命还重。怎能轻易言退呢,即使上峰严命退休,仍要坚持上一份出师表,声明屡败屡战、死而后已,宁可战死沙场,决不归隐山野。
  从公众这一面来讲,王勇平停职、免职与否,并不是重中之重。他毕竟只是一个吹鼓手,一个肉喇叭,既非作恶的行动者,亦非拍板的幕后黑手。政府机关的新闻发言人,比起某些报纸和电视台,更匹配“喉舌”之称。王勇平这样的喉舌,必须服从权力的屁股、心脏与头脑的指挥,能有多大的自主权呢?包括他在“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新闻发布会上说的那些话——有人说,换一个老于世故的新闻发言人,则不会那么颟顸表达,故王勇平要为他的失误负责,我们且承认这一点,但反过来讲,有什么样的肉身,就有什么样的喉舌,有什么样的权力环境,就有什么样的王勇平,“铁老大”平时有多么专横、王勇平的发言就有多么专横,“铁老大”平时有多么骄狂,王勇平的发言就有多么骄狂。质言之,王勇平只是铁道部的载体与决口,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同样是受害者。
  这么说,不是要为王勇平开脱,相反,我十分认同对其追责。追责的速度与深度,关乎铁道部以及中国政府对“7•23”特大事故之善后的效率与决心。我曾设想,假如王勇平的乌纱帽被一撸到底,则有两种可能,一是对铁道部大开杀戒,彻底洗牌,一是以王勇平为替罪羊,借其人头一用,以堵天下人悠悠之口,从而放纵了作为真凶的恶狼;但是,若如现在这般,仅仅是换岗,而非停职或免职,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铁道部一如既往专横跋扈、敷衍了事,丝毫不顾民意与舆论的激烈诉求,连一个落进楚河的卒子都不肯舍弃,连一场遮人眼目的政治秀——譬如先将王勇平停职,半年后再秘密上岗——都不愿去做。这样的铁道部,这样的善后方式,已经不再值得国人信任与期盼。
  王勇平终于离开了他坚守八载的工作岗位。据报道,他是中国最早一批新闻发言人,出自“黄埔一期”,乃是其中最优秀的一员。他曾经的同志,包括这次站出来公开批评他的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皆先他而离职。报道称,这是一份“风险极大”、“因言受过”的工作,在我看来,这则是一份无比畸形的工作——有人说,外国不也有政府机关的新闻发言人吗,他却不知,这世上的新闻发言人可分两种,一是新闻发言人,一是中国的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坚持抗战达八年之久,殊为不易。
  我颇看过一些王勇平之流的答记者问,感觉与新闻联播大同小异。他们是体制的麦克风,或者说,他们就是体制。王勇平的发言风格,被媒体归结为“以虚避实”,从他这里,你很难问到实质性的新闻,这正是官僚主义的一大表征。7月24日晚上,也许是王勇平担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这八年以来表达最具个性化的一次,然而,这种个性,不是体制的脱轨,而是体制的延伸。体制是王勇平所不能承受之重,用一个正局级的权柄,打包收购了他的喉咙和灵魂。
  王勇平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他的同行当中,有人承担了比他更沉重的骂名。只是没有人像他那样,创造了一种风靡一时的语体(高铁体),乌纱帽却依旧高悬无忧。这是奇迹吗?
  这绝不是一个奇迹。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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