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能不能得茅盾文学奖？
　　
　　
　　8月6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公布了第一轮投票结果，共有81部作品进入下一轮评选。排名前三者分别为方方《水在时间之下》、毕飞宇《推拿》与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此后七位作家依次是刘庆邦、阿来、关仁山、红柯、刘醒龙、莫言、凌力。
　　有人进行统计，发现这十人都大有来历：方方是湖北省作协主席，毕飞宇是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刘震云是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刘庆邦是北京市作协副主席，阿来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关仁山是河北省作协副主席，红柯是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刘醒龙是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凌力是北京市作协副主席，莫言虽然“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却是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故嘲讽与批评之声不绝如缕：肥水不流外人田，茅盾文学奖评选原来是作协主席们的私房菜，如此评奖，公正性何在？
　　事实上，近年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评选，哪一届不是激起争议汹汹，哪一届的公正性为人所称道？当文学被纳入权力的统摄，当作家被僵化而专断的体制所豢养，它主导的评奖，也许从无公正可言，而是数年一轮的击鼓传花游戏，权力者看哪个作家顺眼，便喊一声停，于是他的脑门罩上了新一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的庄严光环。
　　
　　作协是一根刚刚捞出锅的鲜美骨头
　　
　　这里先说一点。作协这玩意，的确是一个毒瘤，应该早早割除了事。但它的毒性，并不像批判者所夸张的那么大，那么凶。对绝大多数作家而言，它只是一枚标签，你是作协会员，犹如你是工农子弟、你是不自由撰稿人、你是微博控一样。我从不认为，一个作家加入了作协，就是一种近乎精神失贞的耻辱，就不是一个好作家。作家是用作品说话，不是用作协说话。作协——包括作协主席——里面并不乏优秀的作家，我最欣赏的中国作家，几乎都是作协的人，去年底病逝的史铁生先生曾担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阎连科是北京市作协专业作家（当然他说过“境界低的人才想做作协主席”），叶兆言是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作协于他们，既非荣耀，亦非屈辱，如天边的一朵白云，挥手即散，作协之轻与作品之重，在他们身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些洁身自好，不愿与作协有染的作家，与曾误入作协，后来毅然退出的作家（如胡发云、郑渊洁），自然值得钦敬。但是我们却不必因一个人是作协会员、理事、主席而生出先入之见，因人废书，就像因一个人坐过监狱而判定他无恶不作，因一个人是公务员而判定他毫无良心。打个比方，作协如魔术师的黑斗篷，魔术师表演之际，斗篷纷飞，若你被其牵引了视线，那便错过了精彩的魔术。
　　当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看法。现实当中，作协不是魔术师的黑斗篷，而是权力者的荧光棒。颇有一些人，以加入作协为晋身官场的敲门砖，以担任作协主席为经营权力盛宴的开瓶器。作协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对文学的教化和规训，是一种文化豢养和精神阉割，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免疫于这种毒害。有时，他们变成了饥饿的狗，作协则是一根刚刚捞出锅的鲜美骨头。
　　
　　茅盾能不能得茅盾文学奖？
　　
　　回头说这一届茅盾文学奖。第一轮投票，不必说前十名全是作协领导，进入下一轮的81人里，九成都与作协有关。然而这能说明什么呢？作协一统天下？茅盾文学奖只对作协开放？我毋宁认为这种统计与分析将我们引入了一个买椟还珠的误区：为什么不去关注作品的质量，反而斤斤计较于作家的身份？单论作品，像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阿来《空山》，以及排名第十一位的艾伟《风和日丽》，在这个小说创作的衰竭期，无愧于杰作之称。
　　不是作协的问题，而是茅盾文学奖及其评奖机制的问题。第一，哪些作品可以进入茅盾文学奖的大名单，这个决定权在谁手上，是评委会还是公众，譬如我认为近年来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乃是李承鹏《李可乐抗拆记》和慕容雪村《原谅我红尘颠倒》，评委会却不愿抬一下正眼？第二，谁有投票权，有投票权的这些人，是如何取得了投票权？第三，投票过程，投票结果，尤其是每一个投票者的具体选项，可否向社会公开？第四，茅盾文学奖的参评标尺——假如有的话——能否以文学，而非以政治为准星？……
　　这些问题若不得解决，多拖一日，茅盾文学奖就将在争议的漩涡多沦陷一米，犹如西天落日的公正性，就将在黑夜的峡谷多下沉一丈。
　　不单茅盾文学奖有此问题，鲁迅文学奖亦然。后者在去年评选，曾闹出了“羊羔体”的笑话。这同样是因身份引发的灾难。获奖者之一名车延高，乃是武汉市纪委书记，其诗《徐帆》等，几近打油之作，风行于网络，被戏称为“羊羔体”（取其名字的谐音）。公众纷纷质疑，此人能得鲁迅文学奖，到底是诗歌的造诣，还是官威的显赫？
　　对此，我曾设问：鲁迅能不能得鲁迅文学奖？答案是不能。鲁迅活在今日中国，根本找不到下笔的空间，谈何获奖。其实鲁迅文学奖与鲁迅毫无关系，还不像茅盾文学奖，是根据茅盾先生的遗愿所设立。那么茅盾能不能得茅盾文学奖呢？建国后，他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所写作品却大多为《鼓吹集》之流。所以，他得奖也好，不得也罢，茅盾文学奖于他只能是一种反讽。
　　以权力为主轴，以文学为指针，用权力奖励文学，用文学服务权力，基于此，所谓文学奖，还不如叫政治奖。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