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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的情人》:小说比历史更可信

小说比历史更可信
  
  
  《赫德的情人》,赵柏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
  
  在阅读赵柏田《赫德的情人》之前,我努力搜寻罗伯特·赫德在我淆乱的脑际残留的东鳞西爪。稍后我遭遇了一个无比残酷的事实:我所知的赫德,居然还是那个历史教科书上的赫德。我担心记忆的齿轮生了锈,特意重检了十余年前的教材。书上说,赫德是英国侵华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英国侵略者的压迫与利诱之下,清政府被迫任命他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他改组海关,确立了外国人管理中国的制度。他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6年”,“中国海关管理权被英国人操纵了近一个世纪”……书页一侧,配有赫德的头像,侧脸,秃顶,眼神如鹰隼,一看就是帝国主义的奸商。
  这样的历史面孔,这样的政治标签,统治了多少人的头脑,统治了多少青春的辰光。不过,有些时候,你必须佩服教科书的编写者,他们的历史书写功夫简直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化境,譬如上面引述的这些文字,你很难挑出什么瑕疵。赫德的任命,赫德对海关的改造,海关管理权被赫德等人操纵,都是不争的史实——却只是片面的史实,这背后,是近乎恶毒的阉割与抹煞。教科书为什么不提:赫德治下的中国海关,乃是晚晴最清廉的公权力机构,海关(或称“洋关”、“新关”)的高效廉洁,对比“常关”、“旧关”的贪腐蔓延,可谓晚晴版图之上最泾渭分明的一景;海关所创的税收,乃是晚晴最稳定的财政支柱,每年最高可达3000万两白银,这一方面基于制度的清廉,另一方面则体现了赫德卓越的理财能力,尝到了甜头,清政府竟主动将原由各省常关所负责的鸦片厘金等征收工作移交给赫德所主持的海关,其意图是为了“收数必有起色”,甚至把常关的管理权统统交付海关手上,结果,以天津常关为例,接管前,每年最高收入不过45万两,接管后,则多达百万。
  除了一手缔造的海关辉煌,赫德还促成了京师同文馆的创建,促成了第一个海外观光使团(斌椿使团)的出访,促成了清政府第一次登陆世博会,即1873年的维也纳博览会——当然,此事颇受争议,因代表清政府参会者,不是长辫垂肩的中国人,而是赫德的属下,曾担任宁波、广州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包腊,故某些国人便不承认这段姻缘,而将中国正式参加世博会的时间延迟到1904年……遗憾的是,这些细节,教科书只字不提。它关于赫德的叙事,只为向读者灌输一种虚弱的偏见,一种扭曲的仇恨。
  在《赫德的情人》出世之前,赫德的著作、日记、函电、档案,同时代人对他的记述,后人对他以及他所开拓的外交关系的研究,以及中国人为他撰写的传记,已经渐次浮出解冻的水面。然而那只是一个冷寂的赫德。《赫德的情人》却呈现了一个热烈的赫德,一个三维的赫德,一个在权力、荣耀与罪恶交织之中挣扎的绅士和野心家,一个在东方的暗夜奋然一跃的漂泊灵魂。
  此书名可作二解,一是指那个叫阿瑶的情人,宁波船家的女儿,充实了赫德的青春期情欲,在这个异国情调的东方少女身上,赫德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激情,以至他的情欲,在中年便告衰竭;其二,则隐喻权力和中国,赫德的大半生,深深嵌入了清帝国的剧烈转型,他与中国,可以说是相互成就,帝国的权力是他的春药与情欲之火,帝国的幻灭直接导致了他生命的没落。
  这里且引申说一点。对于赫德这种舶来的政治家,应该如何评判其政治立场:当中国与他的祖国发生冲突之时,他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呢。书中援引了一段郭嵩焘与赫德的对话。郭问:“君自问帮中国,抑帮英国?”赫德答:“我于此都不偏袒,譬如骑马,偏东偏西便坐不住,我只是两边调停。”郭问:“无事时可以中立,有事不能中立,将奈何?”赫德答:“我固是英国人也。”——最后这句,倒也是实话,尽管赫德讲这个故事,是给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听,或有不得已的成分。我却以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必过于追究他的立场,正如不必过于追究他的动机,而要看他行动的程序与结局。就赫德与他的情人的关系而言,他有负于阿瑶,却不亏欠中国一分一毫。
  在传教士丁韪良看来:“……赫德在使另一个帝国(指晚清)避免崩溃上所起的作用要比任何一个其他人都更大。然而尽管获得了如此骄人的成就,他对于最终的结果仍远远谈不上乐观。当甲午战争最终向世界揭示清国的腐朽之前几个月,他就对我说过,‘恐怕我们是在修补一把已经开裂的水壶’。”
  《赫德的情人》的主角自然是赫德,此外还旁及李鸿章、奕、文祥等。与赫德一样,文祥也是一个历史的畸零人,曾改写历史却被后来的历史书写者严重遮蔽与遗忘。民国人贬低他,因为他是满族人;今人贬低他,因为他站在了阶级斗争的反动一面。同治中兴,文祥居功至伟,丁韪良称“他影响之大,同时代的中国政治家中无人可比”,梁启超认为1860年代是文祥和沈桂芬的年代。论才具,文祥或不如曾胡左李,却远胜翁同龢、李鸿藻之流。《清史稿》称他“忠勤为中兴枢臣之冠”、“力任艰钜,公而忘私,为中外所倚赖”、“谋国深远”、“晚年密陈大计,於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另一位中兴名臣宝鋆与他比,“明达同之,贞毅不及,遂无以镇纷嚣而持国是”。可惜,这等好话,只见于乏人问津的《清史稿》,现在还有几个人知道文祥是谁呢,他们只晓得电影《让子弹飞》里面,黄四郎的替身,酷似周润发的那人,名叫文祥。
  读近代史,每每令人泪落。国运沉沦,生民涂炭是一因,历史书的鄙陋与虚伪则是另一因。我们所接受的正史教育,在“翻案风”的席卷之下,一点一点被打碎,一节一节被证伪,谎言遍地开花,被腰斩、凌迟的真相如花果飘零。有时我宁可读小说,因为小说比所谓的历史更可信。熊逸先生有一个精妙的诠释:“对思想的记录,小说却有可能比历史更真——小说虽然略去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却以文学的手法把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思想上的真实’(或者说‘本质上的真实’)给突出地表现出来了。”这个论断,完全适用于高阳、赵柏田等人的历史小说写作。高阳写晚清史,几乎每一本都可作信史来读;赵柏田《赫德的情人》,则还原了一个更真实、更生动、更完整的赫德。尽管赫德的漫漫一生,犹如小说结尾写到的那场夜宴:“这一切就好像一场海市蜃楼的幻景。”
  
  供《理财一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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