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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的死志

据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48年底,“似是阳历除夕”,胡适与傅斯年在南京共度岁末,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拟古》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萧条异代不同时。“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云云,穿越千载,仿佛为现实而作。师徒二人感时伤怀,潸然泪下。

半个月前,胡适已经哭过一次。1948年12月15日,他从北平飞到南京。两天后,到中央研究院礼堂参加由南京北大同学会举办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发表致辞云:“我是一不名誉之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的陈雪屏在会后致电北大同人:“今日校庆,此间校友集会,校长讲话,痛哭失声,会场凄然断绝。”“校长”即胡适。

傅斯年在胡适之后致辞,悲歌慷慨,斗志昂扬,一扫胡适的悲情:“以北大五十年历史创造自由主义成为新的精神基础,过去虽未能获得现政府之扶助,但未来共产主义如有所成就,对自由主义将更摧残。”他“确信共产党决不至支持长久,在共产党后必有一伟大之‘朝代’,能就吾五十年来培养之自由主义种子,予以发扬”。

这是强颜欢笑,故作乐观。事实上,相比胡适,傅斯年的心境更加悲怆。胡适只是痛哭流涕,傅斯年则萌生自杀之意。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一书有言:“得知南京也很快将陷入中共之手,傅斯年携带了大量安眠药。听到他的两个老朋友陈布雷和段锡朋自杀的消息后,傅斯年决定为‘旧朝’献身。据说,多亏他妻子的干预,他才免于自杀。”这三句话,关系三节史事,姑且一一道来。

第一句,可参考陶希圣回忆傅斯年的文章《傅孟真先生》:“在徐蚌战事失利之后,我到鸡鸣寺去看孟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都在装箱,他的办公房里也是箱箧纵横。他告诉我说:‘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他随手的小箧里面藏着大量的安眠药片。”

第二句,可参考陈槃的回忆。陈槃这个名字,我们可能不太熟悉,有必要介绍两句。此人是傅斯年的学生兼属下,追随傅斯年达数十年之久。他在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国文系读书期间,傅斯年任文学院长兼国文、历史二系主任。毕业之后,他先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是创办者和所长;后到台湾大学,傅斯年是校长,他能进这两个单位,皆受傅斯年青眼提携,故终身感佩师恩。傅斯年死后,他依旧念念不忘,有一次,他的学生登门拜谒,他正在吃粥,餐桌之上,供傅斯年遗照一帧,后来偶入他的寝室,再次见此遗照。生死相依,可见深情。

据陈槃《师门识录》:“当首都仓皇之日,同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没,师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至极,顿萌自杀念头。”“师”即傅斯年。

这是原始史料,王著引述有误。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于南京。1948年12月26日,段锡朋病逝于上海,并非自尽。傅斯年与段锡朋曾一同发起新潮社,都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加上罗家伦,号称“三驾马车”,三人互为至交。据罗家伦回忆,朋友当中,傅斯年最佩服的便是段锡朋。1947年,傅斯年到南京看罗家伦,谈到段锡朋,慨然叹息:“书诒(段锡朋字)是天下才,而始终不能一展他的抱负,使我有‘才大难为用’之感。”

陈布雷和段锡朋之死,对傅斯年到底有多大刺激,已经无法考证。需要注意的是,陈、段二氏都是国民党员,他们为国民党政权尽忠,属于本分;傅斯年则系党外人士,1947年6月,他赴美养病,翌年8月回国,其实他完全有理由留在美国,他的病并未痊愈,医生“坚嘱勿再任行政工作,以免复发”,然而,以他的激情,以他的干才,一旦回国,如何能隔绝于行政工作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回国,便有与国民党政权患难与共,以至殉国之意,如陈槃所云:“1948年傅斯年自美返国前夕,有人劝他,中国形势不利,诚非所归,不如留在美国。傅誓言绝不托庇异国,也不作共党顺民,首都不保,乃适他省;他省不保,退居穷乡;穷乡不保,则蹈海而死矣。”

傅斯年与国民党政权的感情,似乎比胡适要深一些。对于国民党与共产党,胡适哪个都不认同,他视之为两害,“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留在蒋的一边”。不过,他可以为国民党和蒋介石站台,却不会为其陪葬,他可以牺牲名誉,却不会牺牲性命。傅斯年则不然,从1948年8月回国,到1950年12月猝死,他的殉国之志昭然若揭。这一面基于其耿直、刚烈的性情(以胡适的性格,则与自杀无缘),另一面,则关乎其政治理念与情怀(这里说一点题外话,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山东人忠君观念极强,同为山东人的王人博先生有一名言:湖南人造反是为了当皇帝,山东人造反是为了受招安。傅斯年虽不认同国民党,对蒋介石却表示完全信任,忠心耿耿。对合法性的忠诚,可谓一种情怀)。

可以确证,傅斯年的自杀之念,起于1948年底。

第三句,可参考傅斯年夫人俞大綵的回忆:“那时我的母亲患严重心脏病住院,大姐大絪,以南京危在旦夕,决奉母先飞广州,转香港就医,她要我同行,与她共同随机照顾病母。我虑及孟真旧病复发,加以他感时忧国,情绪极劣。母亲重病在身,长途飞行,极感忧虑,左右为难,不知何所适从。商之于孟真,他毫不迟疑地说:‘你母亲病情严重,此行如有不测,你未能尽孝,将遗恨终生。你非去不可,不要顾虑我。’我略整行装,准备隔日启程,当夜孟博赶来痛哭流涕,责备我不该离开孟真。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哥哥随身带着一大瓶安眠药,一旦匪军攻入,他便服毒自尽么?那时,你将何以自处?’骨肉情深,感人肺腑,我们相对涕泣,我便放弃了广州之行。”

在俞大綵的监护之下,傅斯年未能自杀。不过,此后两年,他一直踯躅于死神的魔影之下,他的余生,变成了一场与死亡竞逐的冲刺。

1948年12月22日,傅斯年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1949年1月5日,与傅斯年素有交情的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同日致电傅斯年,催其赴台履任:“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巨艰。”有一情节,不知可信与否,称傅斯年接到陈诚的电报,把自己锁在一个房间,三日三夜未出房门,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拟古》第九首。这三天的天人交战,终于使他做出了赴台执掌台湾大学的决定。

1月19日,傅斯年飞往台湾,次日,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他题字留念,他挥毫写道:“归骨于田横之岛”。不论无意偶得还是有意为之,这无比凄怆的七字,足见傅斯年心志之坚。他最重士人之节,自比田横,守义不辱,“盖久有蹈海之意矣”。正如后来他对陶希圣说:“希圣!你以为我是来做校长,我死在这里。”

据陈槃记述,史语所迁往台湾,由傅斯年提出,“或言台湾民情隔阂,二二八事件可为前鉴。师决然曰:选择台湾即准备蹈海,何虑有之!”

由此可知,为什么傅斯年做出赴台的决定,竟需绕屋三日。这关乎死志的确立。一旦去往台湾,再无退路。他不是没有生路可选,譬如像胡适那样流亡美国。

我对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最感兴趣。譬如陈寅恪、储安平、胡思杜等留在大陆,是何心理;胡适赴美,是何心理;傅斯年赴台,是何心理。综合我所见的史料,傅斯年赴台,心理十分决绝,视死如归,绝无苟活、幸存之理,这正应了古人写田横的诗:“穷岛至今多义骨,汉廷未许有降王。”

傅斯年最令人钦佩的地方在于,赴死的决心,无损于他工作的激情;死志已明,反而有助于他在激荡的局势之中安心定志。

彼时之台湾,形同孤岛,朝不保夕。在共和国的压力与美国的犹疑之下,没有多少人相信台湾能守住,其命运早已脱缰,不由自主,而取决于冷战形势的风云变幻。岛内一面是恐怖,一面是苦闷和绝望,人心丧乱,惶惶不可终日。不要说知识分子,就连胡宗南这样的百战骁将,都感觉“这里真没有意思”,问随从“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自杀”。

傅斯年曾谈及时势:“但在目前大局不定、社会动荡之下,不特‘高调’无从谈起,即此‘低调’,若努力担负起来,也是极其吃力的。……究竟大局与环境能允许我们做到几成,总在未知之数”,然而他的行事,一贯坚毅果敢,做一成,便是一成,借用胡适之言,可谓“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傅斯年在台大不足两年,其工作并非尽如人意,譬如他自己便不满意,认为来台大“真正上当”,感慨“办一新大学容易,改革一个旧大学难”。但是,他对台大的贡献,怎么高估都不过分。这其中,相对制度,他对台大风气与风骨的改造,意义更为重大。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冷战时代,他治下的台大,依然具有“民主国家之自由传统”,依然享受北大自由学风的余韵。如拒绝三民主义、联保制度进校园,“学校不兼警察任务”等。今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一例,则是1949年“四六事件”前夜,傅斯年横眉冷对前往台大搜捕匪谍的警总副司令彭孟缉:“我有一个请求,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这句话,如今常常出现在社会运动的海报之上,历经数十年时光磨洗,却未褪色一分,字字如血,历历在目。

傅斯年在台湾的最后岁月,宵衣旰食,夙夜忧勤,诚可谓用“拼命”形容。他不是被气死,而是被活活累死。当时陈雪屏担任台湾省教育厅长,据其回忆:“这时候他的健康情形已颇可虑,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平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

傅斯年死于1950年12月20日。这一天,他列席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答复参议员郭国基提出的“台大招生放宽尺度及教育部存放台大的器材处理问题”。陈雪屏说,本来五分钟便可了事,傅斯年足足回答了三十分钟,“主要在以教育家的态度,婉为解释大学的入学考试必须保持公平,杜绝情面,因而不便轻易降低标准,意欲使地方民意代表能透澈明了此点,故不惜费辞”。待他走下发言台,一头倒在陈雪屏身上,立即昏迷,抢救无效,当晚十一时二十分以脑溢血病逝。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称傅斯年被郭国基气死,傅斯年绰号“傅大炮”,郭国基绰号“郭大炮”,二炮相争,必有一失。这么说,非但没有抬高傅斯年,而且丑化了郭国基。郭国基是台湾屏东人,生于1900年,无论在日本人统治期间,还是国民党统治期间,他都是著名的异议者,直言无忌,不避斧钺,故而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受过国民党的迫害。质言之,此人绝非鼠辈,而是一条铁骨铮铮的好汉。傅斯年之死,虽与他有关,却无甚罪责可言。此后不久,他对媒体说:

“傅先生为一代学人,值得崇敬。但政治家既许身谋国,死在议坛,应无遗憾。这正如战士马革裹尸,水手求被海葬,是最光荣的事。我念愿傅校长的英灵能庇佑我,有一天引导我,赐我光荣死在议坛。”

这番话沉郁顿挫,掷地有声,堪比傅斯年警告彭孟缉“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1970年,郭国基死在立法委员任上,正应了“赐我光荣死在议坛”。

傅斯年死于议坛,而非蹈海,对比自刎的田横,堪称善终,死得其所。曾任傅斯年秘书的屈万里,建议将“归骨于田横之岛”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之上。不过这七个字,虽见傅斯年的凛凛之节,拳拳之忠,却无以匹配他的志向和才具。朱家骅称傅斯年“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闳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绝非过誉之词。我常说,近世人物,学问与干才,皆能达到一流者,唯丁文江和傅斯年二人。对此一代霸才,更合适的碑铭,应是陈寅恪《寄傅斯年》的诗句:

天下英雄独使君!
 
2015年5月27日



 
补记:

 
“天下英雄独使君”一语,出自陈寅恪《寄傅斯年》(1927年):
 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
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
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
 
陈寅恪平生不善作虚词,凡推许人,必有所本。以傅斯年之才,完全当得起这一评价,胡适说:“孟真真是稀有的天才。记忆力最强,而判断力又最高,一不可及。是第一流做学问的好手,而又最能组织,能治事,二不可及。能做领袖人物,而又能细心办琐事,三不可及。今日国内领袖人才缺乏,世间领袖人才也缺乏;像孟真的大胆小心,真有‘眼中人物谁与比数’的感叹!”(1951年1月7日致毛子水函)“眼中人物谁与比数”,可视为“天下英雄独使君”的回声。
傅斯年死后,陈寅恪作《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1951年1月):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霜红龛集》系明清之际的傅山(青主)之作,“望海诗”原题《东海倒座崖》,这是一首五古:
 关窗出海云,布被裹秋皓。
夜半潮声来,鳌抃郁州倒。
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
佛事冯血性,望望田横岛。
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
 
“一灯续日月”,日月即明,傅山以此诗怀念前朝,陈寅恪“感题”,则以傅山喻傅斯年(当然这只是一说,谢泳认为此诗写俞大维,胡文辉认为此诗写郑成功与台湾政权)。“望望田横岛”云云,令人想起傅斯年那句“归骨于田横之岛”,道义所在,气节所系,冥冥之中,自有呼应。
 
201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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