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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逼”“屌”“婊”,我们就不会说话了吗?

鄢烈山先生是我尊敬的文坛前辈。有一天他发来消息:刚才见你满口“逼格”,觉得很不好,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说了?

这一天是2015年1月26日。当晚,我在朋友圈写道:“今天被鄢烈山老师批评,此后不再使用‘逼格’一词(包括这类词)。立此存照,切记切记。”

一约既定,万山无阻。这不仅出于对前辈的承诺,抵制语言的低俗化,我更想挑战一下自己的定力。此前持戒,最成功的是戒四国军棋,余者如戒酒、戒晚睡,往往半途而废,立志戒一个月,只能苦撑大半个月。所以我要试试,此次戒“逼格”,能坚持多长时间。

这可归入“脏话戒”。如你所知,所有戒中,脏话是最难戒的一种,因其在多数时刻,都是无意识的产物,不比戒烟、戒酒等,大抵可由意识控制。犹记当年,脏话连篇的蛋总常常发誓:“我操,我他妈再也不说脏话了!”这于是成为了我们寝室的经典笑话之一。

持戒至今,一年将近。这期间,有好几次,“逼格”已经起于心底,奔至喉咙,直欲喷薄而出,好在最后关头,意识占据了上风,未将这个词宣之于口,而换作“格调”等。就结果而言,我把持住了;然而若论持戒在心,终归还是犯戒。最理想的境界,则在于心中压根不起“逼格”一念,就像这个词诞生之前那样。

这实在太难了。你自己可以不用“逼格”,却无法禁止他人使用。作为这个时代的流行语和关键词,“逼格”已经成功取代“格调”,飞入寻常人口,对此,没有人能够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但有所见,必入内心,化作杂念,破坏持戒。

词语,尤其是新词(旧词生出新义,亦属此列),正可视为时代的投影。不妨说,有什么样的时代,便有什么样的词语,时代的性质塑造了词语的面目,反过来,词语的流行将改写时代的风貌,甚至会支配时代史的书写。从“格调”到“逼格”的转型,当作如是观。遥想当年,“格调”一词随保罗·福塞尔《格调》一书而风靡,正呈现了那个时代的格调;彼一时此一时,当“逼格”及“装逼”“撕逼”等盘旋于今人嘴边,则呈现了现时代的格调,不,逼格。这两者之间,相隔还不到二十年。

以“逼格”为基点,我们将会发现,这个时代的新词,特色之一,即不脱“逼”“屌”“婊”等字眼,尤其是“婊”字,简直百搭,可与许多名词配对,如“绿茶婊”“心机婊”“圣母婊”“道德婊”等。再加上传统的“贱人”“贱货”等,共同构成了时代话语的低俗气质。也许有人不喜“低俗”这个词的政治意味,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说法:粗鄙。

我不认为,说脏话就是粗鄙。这得看脏话的性质、言者的意识,以及对他人的伤害。蛋总是典型的重庆人,平时满口脏话,曾被我讥为“生殖器长在嘴上”,与之对谈者大都不以为忤,因为他说“我操”“我日”等,只是为了强化语气,并无辱骂对方之意。现在这些言必称“屌丝”“穷逼”“绿茶婊”的人呢,几乎每一个词语、词语的每一笔画,都充满暴力属性,以凌辱、攻击为目的;而且话语暴力的运行轨迹,往往不是弱者反击强者,而是弱者内部自残,或者说,弱者折辱更弱者。这正应了鲁迅在九十年前的批判:“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试看这个时代最流行的标题:“致贱人”、“致Low逼”、“致道德婊”……当它们像苍蝇一样爬满日渐华美的手机屏幕,我则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我们的汉语贫瘠到这等地步,若不用“逼”“婊”,便不足以精确表意,甚至不会正常说话?难道我们的心理疲乏到这等地步,只能在“贱人”“Low逼”的粗鄙之中寻觅施虐与受虐的快感?难道我们的思想冷酷到这等地步,必须以讽刺、羞辱的方式表达愤怒和怜悯?

这背后,还是那个老话题:相比说出了什么道理,说理的方式,即怎么说理,其实更为关键。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阅读胡适、王小波等,相比说理,更应该关注他们怎么说理。

话说回来,“逼”“屌”“婊”等新词的流行,不能单单归罪于“致贱人”、“致Low逼”的作者,对一些作者而言,不是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是读者和市场需要什么,他才写什么。如果“贱人”不能吸引眼球,他可能会改写“致圣人”,如果“Low逼”不能激起波澜,他可能会改写“致土豪”。所以说,汉语的粗鄙化,乃是这个社会的共同罪行,大概只有像鄢烈山先生这样“有心挽狂澜于既倒的悲壮之士”,能够免责。

这一百年来,汉语所承受的苦难,累加起来,可能要重于此前千年。粗鄙化是一端,党化官腔所带来的戕害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伟大领袖慧眼如炬,未雨绸缪,早于1942年便撰文《反对党八股》,然而我们的政治语言,依然深陷八股的泥沼。陈云《官腔》一文总结道:“新式官腔以合成复词为主,舍具体而用抽象(preferring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将天然言语变为工业程序,意图削弱民众的词汇,令其思想与感情贫乏,易于摆布。”邱科夫斯卡娅对苏联官腔的批判可为参照:“试读他们的通知、决议、报告、评论,不带前缀‘不’、‘非’或‘反’、不带后缀‘论’、‘主义’或‘者’、‘分子’的词,在他们简直是没有的。”

试举一例。譬如“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这样的官员讲话与社论语言,不仅啰嗦,而且空洞无物,完全可以简化为“改革要科学决策,协调措施,找准突破,明确重点”,虽然依旧空泛,至少读来会顺口一些。

《中国周刊》曾将这个时代定义为“粗鄙时代”,并断言,最糟糕的粗鄙,是“强者愈粗,弱者愈鄙”。就语言而论,官腔的最大特点可谓“空”,新词的最大特点的确是“鄙”。前者架空了汉语,后者贬低了汉语。前者使汉语沦为稻草人,后者使汉语沦为侏儒。二者合力,则使社会断裂:上半身空虚,下半身肿胀。

这么说,绝非要把责任推到时代头上。还是那句话,时代与语言,相互成就。粗鄙时代是粗鄙语言的幕布,粗鄙语言则是粗鄙时代的台词。

当汉语江山花果飘零,支离破碎,陷入重度污染,我们能做什么呢?我的批判,最大意义只能是反躬自省,反求诸己。基于此,我愿继续守护与鄢烈山先生的约定,并试图证明,不用由“逼”“屌”“婊”等所构成的新词,正如不用那些官腔,我们依然能正常说话。也许我们所缺乏的不是正常说话的能力,而是正常说话的意愿。
 
2015年1月23日
 
供三剑客(isanjian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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