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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曰“狱中书简”的书籍,我至少读过四本,按时间顺序,第一本作者是安东尼奥·葛兰西(他的《狱中书简》一译《狱中札记》),第二本作者是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第三本作者是罗莎·卢森堡,第四本作者是瓦茨拉夫·哈维尔。这些书中,我最喜欢的是第四本,最难忘的却是第二本。

说难忘,则因书中一节,我常引用。这一节文字的标题叫“关于愚蠢”。朋霍费尔首先指出,对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更加危险的敌人。恶可以抵抗,愚蠢则无法防卫,因为它并不服从理性,毫无运行规则可言。“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当你同蠢人谈话,“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就再也没有什么罪恶的极限为蠢人所不会到达,但他始终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恶。”这番论述,简直是现实的写照。

朋霍费尔的高论还在后面:“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低下,却非蠢人,有些人智力高超,却是蠢人。看来,朋霍费尔对愚蠢的定义,不同于流俗,他笔下的愚蠢,与智力关系不大。

随之他强调:“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如何养成,有两种情形,“人们把自己养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这两种,用我的说法,都属于“甘于愚蠢”。由此正可修订朋霍费尔的论断,称“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还是有些歧义,确切讲:甘于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

我们需要注意,如狄马所云:“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你表扬一个太监守贞操,就像在我们的时代你表扬一个下岗工人勤俭节约,农民衣着朴素一样没有意义。”有些人,生在一个封闭如牢笼的环境,其中只有一种话语,只有一种口号,只有一种思想,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条道路通往未来,他们并无选择,只能愚蠢。对此,称之为“道德上的缺陷”,毋宁是苛责。

16岁的少年英格玛·伯格曼,曾在德国魏玛为希特勒欢呼、敬礼、泪如泉涌,他的哥哥则在家乡成立了瑞典纳粹党,他的牧师父亲投票支持。对纳粹的狂热信仰持续了十余年,当人们终于不再怀疑纳粹对数百万犹太人的大屠杀,他还在为希特勒辩护,认为这是反纳粹的恶毒宣传。许多年后,他突然想通了为什么他和家人会那样拥戴希特勒:“我们从来没听过自由这个词,从来没尝过自由的滋味。在一个权威体系里面,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

朋霍费尔与伯格曼属于同时代人,不过,在那个年代,他们的政治立场恰恰相反,一个反纳粹,一个信纳粹。直至朋霍费尔被纳粹处死之时,伯格曼都是纳粹的忠实拥趸。倘根据朋霍费尔对愚蠢的定义,伯格曼毫无疑问属于蠢人,不管他是自己养成,还是被他人养成。然而,至少对少年伯格曼而言,他的愚蠢并不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他和他的家人不知自由为何物,通往自由之门统统被关闭,他们不是甘于愚蠢,而是眼前只有愚蠢这一个选项。

重申一下,只有在愚蠢之外,存在使人不再愚蠢的选项,那么,愚蠢才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

我们可以谈一些甘于愚蠢的故事。老家的方奶奶,与我奶奶是数十年的街坊。她有个外号叫“乌鸦”,那是因为她平时说话不中听。奶奶说,这个外号,源自“大跃进”时期,当时她们都在公社食堂工作,奶奶识字最多,每天负责给大家读报,有一次读到一地农村亩产红薯56万斤、大豆1万斤、油菜6000斤等,方奶奶当场大骂:放他妈的屁!从此开始质疑“大跃进”,并四处推销她的预测:大跃进之后,必有大饥荒,大家赶紧存粮。可惜,非但无人听信,反而都骂她乌鸦嘴,“乌鸦”的外号,由此叫开来。不料仅过两年,便印证了方奶奶的判断与预见。在此,除了方奶奶,其他人,包括我奶奶,都属于朋霍费尔所言的“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他们甘于愚蠢,正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因为他们本来可以听从方奶奶的忠告,选择反抗愚蠢。

“把自己养成蠢人”的案例,更加常见。且说我的两位朋友。其一是老检察官,为人正直,不过他的头脑,大抵可以说是“活在新闻联播里”,他对美国的印象,不外乎政府飞扬跋扈、人民水深火热、种族歧视流行、文化危机深重。我劝他,书店谈美国的书俯拾皆是,不妨读两本,不为祛除偏见,但求加深了解。他连连摆手:我不读我不读!其二是律师,与检察官相反,他是美国通,不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无隔膜。他常把中国专制的责任推到儒家头上,再把儒家专制的责任推到孔子头上。对此我哭笑不得,劝他读《论语》和孔子传,看看孔子到底是不是专制者。他也是连连摆手:我不读我不读!

其实这两个案例,都不如刀尔登先生讲过的一个故事生动:

有位教师,一直把“免”字读如兔子的“兔”。这天讲拼音课,遇到“免”字,向学生拼道:“摸-烟-兔。”

回头想想,朋霍费尔使用“养成”一词,何其精妙(当然这得感谢译者)。愚蠢是一个缓慢养成的过程。养成之后,便坚贞不移,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哪怕你告诉他“免”的发音,他最后拼出来的还是“兔”。我那两位朋友,更加果决,不待你开口,赶紧掩耳。

然而,这已经不是少年伯格曼的时代,这已经不是“大跃进”的时代,这个时代,虽然不乏把民众养成蠢人的企图,摆在民众眼前的选项,却绝不止一个。只要你不想愚蠢,那便可以脱离愚蠢。就此而言,几乎所有的愚蠢,都是甘于愚蠢,这的确不是理智问题,而是道德问题:犬儒、怯懦、蛮横、自负、自欺……

比愚蠢更可怕的是甘于愚蠢,比甘于愚蠢更可怕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愚蠢。

2015年6月30日

【按】这篇旧文,不知何故,忽又流传开来,不过有些版本多出一段,有些版本省略了出处。今日修订两处,并确认一下版权。此文最早刊于《中国经营报》,后收入《杂文月刊(文摘版)》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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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霍费尔论愚蠢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你可以抵抗恶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出击,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恶意来,愚蠢需要加倍小心地对付。我们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既无用又危险。

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绝非蠢人,作为某些特定环境的产物,我们惊讶地发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下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养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对人的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更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发作。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就再也没有什么罪恶的极限是蠢人所不会到达的了,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恶。在此有一种恶魔般地扭曲人性的危险,它会对人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别无他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于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对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可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长期起重大作用的是:我们的统治者是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的独立判断和敏锐思想之中,获得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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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羽戈

370篇文章 5年前更新

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撰有《从黄昏起飞》(花城出版社,2008)、《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花城出版社,2009)、《百年孤影》(东方出版社,2010)、《酒罢问君三语》(宁波出版社,2012)、《少年游》(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岂有文章觉天下》(华夏出版社,2014)、《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鹅城人物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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