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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勒克为什么要改革?

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的名字,对中国人而言,不仅谈不上如雷贯耳、众所周知,在纳尔逊·曼德拉去世之前,甚至寂寂无闻,仅仅流播于小众之间。我曾在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等书中,读到德克勒克的一些事迹,印象不深,观感不佳:曼德拉笔下尚属厚道,纵有批评,相当婉转,图图则直接斥其为“没有宽广胸怀的小人”。根据他们的叙述,这个曾担任南非总统的白人官僚,识时务却两面三刀,有想法却斤斤计较,他的存在,更像一个卑劣的参照物,折射了曼德拉的大度与图图的悲悯。

2013年12月5日,曼德拉病逝于约翰内斯堡家中,举世同悲。国人悼念曼德拉之时,德克勒克的名字不时被提及,甚而喧宾夺主,压过逝者一头。试看这些论调:纪念曼德拉,别忘了德克勒克;赞美曼德拉,更应该赞美德克勒克;曼德拉常有,德克勒克不常有;一个只记得曼德拉,而遗忘德克勒克的民族,似乎还没有成年……

我在万分惊诧之余,则羞惭于自己的无知:曼德拉已经足够伟大,德克勒克居然更胜一筹,当世还有这样的伟人!于是四处找寻关于德克勒克的著述,孰料一无所得。欲知其人,无书可读,不啻是一大悲哀。

所幸在2015年,悲哀渐被抹平。戴维·奥塔韦《德克勒克与曼德拉:用妥协和宽容重建南非》与《德克勒克回忆录》的中译本先后问世。巧合的是,德克勒克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这个叫戴维·奥塔韦的《华盛顿邮报》记者,不过译作大卫·奥塔韦。如果说“戴维”与“大卫”之别无关紧要,那么《德克勒克回忆录》把德克勒克所属与领导的政党National Party译为“国民党”,《德克勒克与曼德拉》译作“民族党”,一个常见名目,却出现两种译法,而且二书同属“启蒙文库”,显然不可原宥。除了该批评编辑统筹不力,这也说明了我们何其隔膜于南非历史与国情。对德克勒克的种种误解与误判,正与此相关。

 

《德克勒克回忆录》,F.W.德克勒克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11月第一版


《德克勒克与曼德拉:用妥协和宽容重建南非》,戴维·奥塔韦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5月第一版

在我看来,对德克勒克的最大误判,即在于他与南非改革(民主转型)的关系。

尽管德克勒克回忆录以“新南非诞生于1994年5月10日”为开端,不过其政治生涯之巅峰,则在1990年2月2日。这一天,从P.W.博塔手中接过总统权杖还不到半年的德克勒克,在议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宣布解严:“……除了释放纳尔逊·曼德拉,这些措施还包括解禁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南非泛非主义者大会以及其他较小规模组织,更大范围地释放非国大囚犯和解除有关媒体和教育的国家紧急状态规定”,“我们决定废除《隔离措施法》,同时还应允许死缓”。此举的力度“远远超出开明派和反政府人士的最乐观预期”,以至国民党政府的资深批评者阿利斯特·斯帕克斯对戴维·奥塔韦惊呼:“天哪,他一次就做完了全部!”

德克勒克回忆录的写法相当克制,写到这一节,却情见乎词,难掩激动之色:“2月2日清晨,我怀着一种宿命感醒来。我知道我的演讲将开启一个新时代。”他还记载了当日报纸头条:“南非与全世界普天同庆”;“南非突破政治藩篱”;“希望的新篇章”;“政治向所有人开放”;“南非新时代:全世界赞不绝口”……毋庸置疑,连德克勒克本人,都把自己当成了历史的舵手、新时代的缔造者与南非人民的大救星。

德克勒克配得上这些荣耀么,这则促使我们去追问:他为什么要发起改革?

没有主动的改革者,正如没有心甘情愿让渡、放弃权力的执政者,因为没有哪个权力者愿意把自己钉上镣铐、关进铁笼,钥匙交给人民。如果你满怀幻想,不能接受这一事实,那则不妨视之为一个政治学假设。改革往往是对势和压力的顺应。政治家优秀或拙劣、伟大或渺小,正取决于对天下大势、世界潮流的判别,与应对压力的方式:化压力为动力,还是使压力叠加为更大的压力。

这个论断,无比适用于德克勒克。说起来,在成为总统之前,他连改革派都算不上。其人出身政治世家,自诩生来与政治有不解之缘,祖父是国民党的创始人,姑父汉斯·斯特赖敦是南非总理,父亲扬·德克勒克先后担任内阁劳工部和公共工程部、内政部、移民和教育部长、参议院议长等,还曾代理总统。这个根正苗红、门庭显赫的官二代,在父亲的熏陶之下,自幼便接触政治,数十年来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从不以激进著称,而是一个务实、审慎甚至保守的官员,否则他也不会在博塔手下当了十年部长而屹立不倒。

这就要说到绰号“大鳄鱼”的博塔。1983年,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里拉尔访问南非时说,他所见过的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印象最深刻的当属邓小平和博塔。能与邓公相提并论,足见博塔的强人风范。德克勒克回忆录有一段描写,可作为博塔的画像:

“博塔坐在长椭圆形的内阁会议桌的上首,主持着会议流程。他有时像个慈祥的父亲,有时又像一只巨大的猛禽。博塔身材高大,经常穿着三件套的西服。他的光头、厚重的双下巴、闪闪发光的眼镜,和发号施令的食指都是漫画家和讽刺家嘲讽的对象。他的风格无法带来自由而开放的辩论。那些草率开始工作,且并没有取悦他的部长们,很快就会被他以相当粗暴的方式降低威望。”

在博塔主宰的内阁,无人能够挑战其权威。纵使德克勒克心怀怨怼,却也只能对飞扬跋扈的博塔亦步亦趋、惟命是从。对于这一时期的德克勒克,戴维·奥塔韦认为他是一个追随者而非领导者,是一个缺乏主见的律师而非天马行空的幻想家;曼德拉的观察则是:“在他成为国民党主席的时候,他似乎是一个典型的国民党党员,做起事来不偏不倚,他的过去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表明他具有改革精神。作为一位教育部长,他曾经力主不准白人大学招收黑人学生。”这最后一点,戴维·奥塔韦的书中亦有提及。

1989年1月18日,博塔突然中风,辞去国民党主席一职。国民党内部随即展开竞选,四位候选人中,三位来自改革派,唯独德克勒克属于中立派,他出人意料的胜出,则源自保守派的鼎力支持,“因为他们认为与其他三位候选人相比,我对他们的政治主张更有共鸣”。对其政治前景,舆论大都表示犹疑,预测他将继承博塔的政策而艰难前行。甚至在他成为国民党主席近四个月后,其政治面目依然暧昧不明,1989年5月28日出版的《星期日之星》表达了公众的困惑:“真正的德克勒克是坚持改革的微笑哲基尔吗,或者是推行种族隔离的铁面海德?”

回头想来,德克勒克的上位,以及最终取博塔而代之,恰恰在于他的中立,他不是最好的人选,却是最不坏的人选,令陷入苦斗的各方都难以拒绝。这样的情形,在政治史上并不鲜见:当政治斗争焦灼化,中庸者往往最受青睐。

至此,我们可以断言,在德克勒克成为国民党主席之前,甚至成为南非总统之前,无论从观念上还是行动上看,他都不是改革派,偶尔还会阻挠改革。他发起改革,不是因为他相信改革,而是因为他相信南非不得不改革。质言之,这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利益问题。

彼时之南非可谓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博塔丢下了一个烂摊子,政治动荡,暴力冲突不息,经济低迷,贫富差距过大。最要命的还是种族矛盾。关押在波尔斯穆尔监狱的曼德拉就像一颗定时炸弹,越来越逼近爆炸的时刻。对此,就连顽固、专横的博塔都不能无动于衷,1989年7月5日,他在总统办公室接见了曼德拉,会谈近半小时,尽管并无结果,却迫使正与其争权的德克勒克只能更进一步,与曼德拉进行更真诚的谈判,做出更宽大的让步。
 

其实,最了解德克勒克的人,不是他的同志和朋友,甚至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老对手曼德拉。对于德克勒克及其所发起的改革,曼德拉的论断一剑封喉:“他并不是一个理论倡导者,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认为改变是必须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表面上采取了改革措施,但德克勒克绝对算不上是一个伟大的救星。他只是一个渐进主义者,一个谨慎的实用主义者。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改革措施而丢掉权力。他进行改革的目的恰恰相反:确保南非白人在新的统治制度下仍然占据统治地位。”

德克勒克的实用主义,最显著的表现,在于他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矛盾姿态。这为他引来了无尽骂名,成就了他的高贵德行之上最大的一块黑斑。图图大主教为什么激烈抨击他是小人呢,正因他始终不肯承认种族隔离制度的罪恶本质,更不肯为其罪恶而忏悔。1996年,他到图图担任主席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作证,“为种族隔离表示了深深的歉意,但又摆出种种借口,使其歉意失去了意义”。戴维·奥塔韦曾问德克勒克,种族隔离制度是否应被视为一种罪恶,需要正式忏悔,“他对此问题反应激烈,抱持防守态度,称为种族隔离道歉毫无必要”。

德克勒克回忆录写到第二章,便为种族隔离制度辩护。他的武器,我们再也熟悉不过:国情论与相对主义。在他看来,1948年,国民党以种族隔离为竞选口号,并在胜选之后,将其化作法律制度,则是因为自二战期间以来,大量黑人涌入南非城市社区,威胁了白人的生活,“如果黑人和白人依旧共存于同一体系之中,我们担心两者迟早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而爆发一场毁灭性的种族战争”,“我们的人民将会被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所吞噬,而且我们得来不易的民族自决权必将随之消亡”。基于此,种族隔离制度应运而生。他还指出两点,第一,种族隔离制度并非国民党发明,早于19世纪,南非便有此物;第二,在20世纪中叶,放眼全世界,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都是常态,而非特例,换言之,美国可以有,南非为什么不能有呢。

德克勒克把种族隔离制度的诞生归因于时间和环境。他毫不讳言,自己年轻的时候,曾支持种族隔离制度,因为它契合了彼时南非的需要。待到晚年,他则无所畏惧,迎难而上,亲手终结了种族隔离制度的衰朽生命,因为它阻碍了此时南非的发展。1992年3月,他公开表态:“种族隔离的初衷是追求平等的理想主义,但它最终未能使所有南非人都获得平等公正,因此必须被抛弃。”其言下之意显而易见: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不是因为它错了,而是因为它过时了,不再好用了。这种实用主义的立场与策略,无疑是对改革逻辑最生动的诠释。
 

然而,恰恰是这个实用主义者,恰恰是这个并非出自改革派阵营的政治家,在1990年2月2日,发起了南非史上最伟大的改革。纵观那个时代,这也是最伟大的改革之一。曼德拉断言,德克勒克改革的目的只是为了保障白人的统治地位,这话我只能同意一半。以德克勒克的优秀头脑,他难道预见不到么,一旦南非公投,黑人享有投票权,代表白人利益的国民党胜出的可能性并不大,可是他毅然选择壮士断腕,跟随万水东流,顺应大势所趋。更可贵的是,1994年南非大选,德克勒克不敌曼德拉,他却坦然接受失败,并出任南非民族团结政府的第二副总统,辅佐并制衡曼德拉总统,此举毋宁更易彰显一位政治家的德行。

有人读到这里,也许会问:你不是一直主张,不必高估、过誉德克勒克的历史作用,怎么忽而赞美他了呢?请注意,我的赞美,不是发生在德克勒克启动改革之前,而在其启动改革之后。他发起改革,不是主动,而是被动,故而不必美化其过往与初衷;不过,在化被动为主动、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他展示了无与伦比的智慧与勇气,从而实现了从政客向政治家、从威权主义者向民主主义者、从刽子手向伟人的升华。说到底,论定德克勒克之难,不是难在他的转型之突然,而是难在我们对改革的认知之模糊。

最后还得说说德克勒克与曼德拉的纠结。我无法认同“没有德克勒克,就没有曼德拉”这样的论调。说到底,德克勒克属于高墙,曼德拉则在推墙;曼德拉是造势者,德克勒克只是顺势而为。当然,确切讲,他们犹如两颗璀璨的钻石,使对方愈发光芒四射。所以,让我们的目光略过他们在自传或回忆录中的相互攻击,而牢记这样的细节:在曼德拉完成了与德克勒克的第一次会谈之后,他写信告诉他的同志,德克勒克似乎不同于以往的国民党政客,“德克勒克先生印证了撒切尔夫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著名描述:他是我们能够与之共事的一个人”;在南非大选的总统辩论会行将结束之时,曼德拉突然向德克勒克倾身并握住他的手,“尽管我批评德克勒克先生,但是阁下,您依然是我信赖的人士之一……我很荣幸能执君之手,并肩前行”——我相信,这不完全是政治家的场面话。
 
【延伸阅读】
 
钱锺书先生曾嘲讽“自传就是别传”,《德克勒克回忆录》的确遍布自我辩护的痕迹。戴维·奥塔韦在南非工作时间太短(1990年初到1992年底),《德克勒克与曼德拉》仅仅捕捉了南非改革的一个节点与德克勒克的一个侧影。所以,为了追寻真实、完整的德克勒克,您还可以阅读: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纳尔逊·曼德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
 
对比德克勒克回忆录与曼德拉自传,你会发现,这两本书风格的差异,正对应了这两个人性情的差异:德克勒克谦逊、节制,曼德拉慷慨激昂、坚忍不拔。德克勒克回忆录的主题不易归纳,曼德拉自传的主题,如其书名所示:自由。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不仅赋予曼德拉理想和勇气,还赋予了这本书天马行空的写法:它拥有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头与励志书的结尾。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德斯蒙德·图图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
 
如果说我们可以通过曼德拉的眼睛了解德克勒克,那么我们还可以通过图图大主教的眼睛来同时了解德克勒克和曼德拉。图图这本书,优点和缺点都是爱憎分明。作者的屁股显然站在南非黑人和曼德拉那一边,故而对德克勒克不无成见。而且需要注意,这个书名过于流行,以至成为真理或口号,一些人不假思索、不加辨析而使用,未免背离了图图的本意。须知,“和解”之前,还有“真相”;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有其前提:没有真相就没有宽恕。如果连真相都无法发掘,如果连直面真相的勇气都不具备,那么所谓宽容,则成纵容。读过德克勒克回忆录与曼德拉自传,可知寻觅真相何其艰难。
 
《蒋经国传》
陶涵著,华文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
《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戈尔巴乔夫著,译林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
 
德克勒克常与两人相提并论,一是蒋经国,二是戈尔巴乔夫。戴维·奥塔韦《德克勒克与曼德拉》书中不时提及后者,他还对比了正在进行的南非改革与苏联改革,认为前者不可预测,历史证明,结果恰好相反。那么,不妨通过蒋经国和戈尔巴乔夫的传记或自传来了解德克勒克:陶涵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蒋经国传,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则与德克勒克回忆录一样充满了自辩的气息。
 
2016年1月7日
 
供《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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