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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君莫笑沈启无

劝君莫笑沈启无

 

 

脱帽出城下船去,逆流投篙意何如。

——周作人

 

1939年元旦,北京八道湾十一号周宅的那场行刺,不仅构成了主人周作人一生的转折点,还改写了客人沈启无的运命。

谈周作人,便学他抄书。据《知堂回想录》:“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么?’便是一手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那人从容出门,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这时候,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如放鞭炮相似。原来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懂得一点方法,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跟在后面,一把将他拦腰抱住,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其时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的人很多,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不料刺客还有一个助手,看他好久不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便进来协助,开枪数响,那人遂得脱逃,而帮忙的车夫却有数人受伤,张三伤重即死,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所穿过。”

周作人命大,子弹击中其毛衣纽扣,“肚子上留下一个青斑程度的擦伤”。沈启无就惨多了,弹中左肩,在同仁医院疗养了一个半月,子弹终未取出。

刺客为谁,迄今尚无定论。大多认为是“抗日锄奸团”所为,惟周作人坚持归咎于日本军警,后来有“不曾在日军刺客光临苦雨斋的那时成为烈士”之自嘲。若前者是真凶,则为阻止周作人落水,竟不惜杀之;若后者是真凶,则为逼迫周作人落水,似不必杀之——故我推断是前者,尽管并不以他们的果决做法为然。

早在1938年2月9日,周作人、钱稻孙等留守北京的教授,参加日本人组织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便被视为汉奸,引来举国声讨。不过,周作人正式落水,还得等到这次遇刺后不久,接受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此后日渐沉沦,直到1940年12月19日,就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堕至谷底,再无退路。

假如没有这场刺杀,周作人还会不会落水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句“我是客”,成为了沈启无平生最大的笑柄与罪证,后人说起他,必提此节。他的身后名,因此凄惶而寂寞。

苦雨斋门下有四大弟子:俞平伯、废名(冯文炳)、江绍原、沈启无。单论成就,沈启无正适合排在末尾。他的创作,无论诗歌还是散文,都算不上一流。如今我们常见他的书,反倒是那本辑录而成的《近代散文抄》(此书有二序,皆周作人所作)。但是,在破门之前,他与周作人的交谊,却非同一般的亲近。周作人对俞平伯、废名、江绍原三人,“我只认作他们是朋友,说是后辈的朋友亦无不可,却不是弟子,因为各位的学问自有成就,我别无什么供献,怎能以师自居”;对沈启无,则称作“小徒”,“为鄙人之弟子,非普通之所谓学生”,“他只继承了我的贫弱的文学意见之一部分,以及若干讲义,一直没有什么改变,这样所以非称为徒弟不可”,“依照日本学界的惯例,不假作谦虚的说一句话,我乃沈杨(沈启无本名)的恩师”——这一对比,虽是为接下来大肆批驳沈启无作铺垫,欲抑而先扬,却也足见这一对师弟之关系,因周作人的文风,素来是不尚虚辞,有些话,他可以不说,只要说了,那便有其来历。

遇刺那日,正值阳历新年,“沈启无来贺年”——当时北京已经沦陷于日寇之手,苦雨斋门庭冷落,登门贺年者,惟沈启无一人,由此更可见他对恩师的深情。遇刺之后,二人并未立即反目,恩师依然在提携小徒,视之为心腹,倚之为股肱。周作人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命沈启无当院里的中文系主任;伪北平市政府曾组建一个日本观光团,指定文学院去一人,周作人与时任伪北大秘书长兼日文系主任的钱稻孙推举了沈启无;1943年4月,周作人赴南京觐见汪精卫,由沈启无作陪……

后人论及周作人遇刺,沈启无非但不挺身而起,卫护其师,反而说“我是客”,急于撇清自己,往往就此展开对沈启无的道德批判,并视之为周、沈师弟反目成仇的导火索,则未免有些强梁。如上所述,这后一点,并不成立。周作人写《知堂回想录》,在其晚年(1960年12月10日动笔,1962年11月30日完稿),回忆遇刺那一段,下笔纵然一如既往平淡无奇,却暗藏了几分怨怼,“我是客”轻轻一言,不啻是道德的雷霆,道尽了沈启无的怯懦与凉薄。然而,其时周作人已经中枪,“觉得左腹有点疼痛”,仓促之间,是否就听清了沈启无之言且廿载不忘?沈启无到底说了什么呢?《知堂回想录》最早刊载于香港《新晚报》(1964年8月1日),连载至第三十一节,旋告中止(1964年9月8日)。“元旦的刺客”则在一七七节,并未刊出。1970年5月,《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此时两位当事人周作人、沈启无皆不在人世。是故,沈启无生前,应该无缘读到周作人这一段回忆录。“我是客”三字,遂成孤证。

治史最忌诛心与“后见之明”,以后来者的全知视野,妄测先人的心思,有时不免强作解人。若从1944年3月23日周作人发表《破门声明》(“沈杨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有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论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将沈启无逐出门下,以及此后绕开北大评议会、挟私权勒令北大文学院对沈启无停职停薪等纷争来看,1939年元旦的那一声“我是客”,的确埋下了二人反目的导火索。若从1939年到1943年二人的过从甚密来看,“我是客”何尝导致师弟情谊的破裂呢,哪怕孤证成立,不过是长河之微澜,周作人并不以为意。而且,细究《破门声明》的内容,“近来言论不逊,肆行攻击”(指周作人怀疑沈启无暗下黑手,唆使日本作家片冈铁兵攻击他,沈启无则力称自己无辜)云云,亦未提及五年前的那场行刺。

这就要说到另一个问题。沈启无对刺客说“我是客”,到底错在哪里,是否不可饶恕?

谷林(劳祖德)先生与周作人有旧,他曾致信止庵论钱谦益事:“柳如是劝钱投水,钱伸脚入水,嫌冷,遂弗死。这个故实,一向被当作笑谈,我似乎觉得也能理解。即证以柳如是并不因此轻牧翁,可见当作笑谈的人其实搞错了。我自己年届八旬,已不以死生为意,想牧翁亦该如此。盖柳氏以当觅死地,全臣节,牧翁固以为无可无不可,其襟怀较柳氏略高一头地也。”(1999年8月17日)待谷林去世,止庵写纪念文章,特提此节,并引谷林最爱讲的“通情达理”之说,“情先于理,情移而后理入,此所以‘拈花微笑’为悟彻也”。

我钞此案例,不是要以钱谦益洗刷周作人,而在“通情达理”四字。这不仅是方法论,更是一种襟怀。这里的“情”,我理解为人情,其要义,一是平,二是恕——或者说,惟有平(如胡适所云: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才能恕。

倘能“通情达理”,再说“我是客”。让我们设身处地,回到1939年元旦上午的乱世,回到苦雨斋的西屋,你若是沈启无,直面那支杀气腾腾的手枪,第一反应将是什么?谁能保证,他会扑在周作人身前替老师挡子弹?谁能保证,他会冲上去与刺客殊死搏斗——何况沈启无只是清瘦、近视的一介书生?大多数人的自然反应,不是呆若木鸡,就是夺门而逃;更有不堪者,则匍匐讨饶。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成都震感强烈。我有一个朋友,正在办公室工作,忽感桌面颤动,同时听闻楼下淆乱一片,他并不知爆发了地震,依本能反应,起身拔腿就跑,全然不顾坐他对面的怀孕的女同事。事后他无比羞惭,三五天内都不敢在办公室抬头,女同事宽解他:“当时谁不想跑呢,只是我没你反应那么快。”他却始终不能释怀,像祥林嫂一样絮叨不止:“你晓得我平时的为人,我怎么……”他秉性纯良,为人热忱,然而,置于险地,本能往往会战胜理性与德行。

留下来义助同事、妇孺,自然值得尊敬、表彰;不过这并不能从反向推论,逃跑者当遭批判。危墙之下,逃跑是本分,实在无可非议;扶危墙之将倾,那是英雄。既然要“通情”、“持平”,则不能以英雄的标尺权衡凡人,正如不能以凡人的心理测度英雄。

射向周作人的子弹,吓坏了一旁的沈启无。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何尝见识过十步杀一人的阵仗呢。枪响之后,他的身体迅疾如弹簧。假如他瘫软在地,或者夺门奔逃,倒也符合常态。千不该万不该,他喊出了一声“我是客”,这样的话语,只适宜藏在幽暗的心底,沈启无偏偏将人性最自私、最怯弱的一面,赤裸裸呈现于世人眼前。对他的道德批判必定如山呼海啸,如万马奔腾。

人间世所有的罪行,怯懦与自私,最爱为人所讥评。因为这是所有人心头的烂疮。藉批评他人的怯懦与自私,从而得以掩蔽自身的怯懦与自私。“我是客”沦为笑谈的原由,端在于此。

况且,沈启无的确是一个十分自私的人。周作人将他逐出师门及北大文学院,并公开宣布“凡有沈杨参与的团体或事业及刊物,鄙人一律敬谢不敏”,致他在北京一切生路断绝,只得南下投奔胡兰成。1945年初,他俩一起去汉口接办《大楚报》。胡任社长,沈任副社长,于是二人有了一段深入往来。胡兰成是何等人物,那一双卓异的魔眼,能洞穿人的心肺(尤其擅长看女人)。在其看来,“沈启无风度凝庄,可是眼睛常从眼镜边框外瞟人”,“他的人是个既成艺术品,可以摆在桌上供神,但他的血肉之躯在艺术边外的就只是贪婪。他要人供奉他,可是他从来亦不顾别人”。行李运来,胡兰成与人拎皮箱,沈启无竟能安然,后来胡兰成气不过,斥道:“这箱子里多是你的东西,你也拎!”他只好拎了。这些琐事,正可见沈启无的自私和冷漠,同时为后人批判沈启无的“我是客”提供了鲜明的注脚。

自私是人类的劣根性,但是,只要它不曾伤害他人,便不足以构成一种人人得而批之的罪过。沈启无那一声“我是客”,虽有违师弟之情,却未加重周作人的损失,反而引来了刺客无情的枪击。如果一定要说沈启无错了,那么这一枪,致他重伤,大抵可视为一种公正的惩罚。至此,报应已了。同样自私的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嘲笑沈启无呢?当然,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人们有资格笑他,然而如刀尔登先生所言:以无私自命的人,往往心胸极狭。

“我是客”及此后的纷争,一直在折磨“风度凝庄”的沈启无。俗话说,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周作人驱逐沈启无,却屡出恶声,甚至堂皇登报,在其凄凉晚年,依旧意难平,致鲍耀明的信中,仍称沈启无为“十足之中山狼”。“但思忍过事堪喜,回首冤亲一惘然”(作于1939年1月14日,“为元日事而作”),周作人终究未能惘然。在沈启无这一方,也许觉得自身有错,愧对师门,也许顾念老师的恩情,对周作人的批判与辣手,并未以牙还牙,以怨报怨;后来周作人落难,亦未落井下石。他曾在《中国文学》(1944年5月20日第一卷第五期)发表了一首诗歌《你也须要安静》,婉答周作人。兹录如下,以作结语:

你的话已经说完了吗

你的枯燥的嘴唇上

还浮着秋风的严冷

我没有什么言语

如果沉默是最大的宁息

我愿独抱一天岑寂

你说我改变了,是的

我不能做你的梦,正如

你不能懂得别人的伤痛一样

是的,我是改变了

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重负

我就封闭我自己所应走的道路

假如你还能接受我一点赠与

我希望你深深爱惜这个忠恕

明天小鸟们会在你头上唱歌

今夜一切无声

顷刻即是清晨

我请从此分手

人间须要抚慰

你也须要安静

 

 

供《观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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