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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的悲剧与中国教育的悲剧

《三字经》们的悲剧与中国教育的悲剧

近日,山东传出二大文化新闻,令世人刮目。一是“圣城”曲阜的孔庙附近,正在建造一座高达40余米、可容3000余人的哥特式大教堂,引起儒家学者、社团、网站的震惊和忧虑;二是山东省教育厅发出通知,批评各地中小学在开展经典诵读活动之时,甄别不够,致使一些带有糟粕性的内容流入校园,扭曲了学生的价值观念,故责令像《弟子规》、《三字经》、《神童诗》等经典,今后不得全文推荐阅读。

儒学的悲剧与进路

如果将这二则新闻比作两幕戏,那么你实在说不上来,这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

孔庙附近建教堂,最大反响,来自郭齐勇、张祥龙、张新民、蒋庆、林安梧等“儒家十学者”(吊诡的是,某些媒体报道此事,却把蒋庆、林安梧的名头写成了“蒋庆林、安梧”,这就像某家书店曾把蒋子的名著《公羊学引论》放到了畜牧业书架),他们联署发布了“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的《意见书》,其意见如题所示:立即停建教堂。

十学者的《意见书》,也许可作一个笑话来读,其文字背后,却是儒学至大至深的悲哀。今日,儒学已经彻底沦为游魂,上不及政治建制,下不及民生日用,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寒夜幽灵,只能在华夏的荒野孤苦游荡,只能借捍卫曲阜孔庙之机,在公共空间的阳光之下露一下古老的脸面,以示尚在挣扎,未曾绝灭。然而,在外人看来,他们的捍卫,他们的呼吁,近乎是屠龙术,无用功——假如不是作秀的话。

而且,现今是和谐社会,最讲究诸神共和,而不是诸神之战。那些藉儒教之名,抵制基督教等所谓异教的行动,恐怕难以得到当政者的支持。他们更希望诸教之间睦邻友好,和平共处,比人大代表还要听话,从不乱发言,乱投票,而能依法纳税,该创收就创收,该上供就上供。照这些凯撒想来,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正如宪法条款,当为空头具文,事实上,他们企图侵占上帝的财物。

是故,我以为十学者呼吁“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最终将是一场徒劳的哑剧。他们有此心力,还不如转向攻击山东省教育厅:为什么要对《弟子规》、《三字经》等经书开刀?若说其中包含糟粕,到底何者为精华,何者为糟粕?谁有权力,谁有资格对精华与糟粕作出区分?

往小了说,十学者里的蒋庆先生,曾编选《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所谓“为童蒙编经书”:传山疏海,定一音则踌躇旬日;义藏理窟,谋一篇而徘徊半载。宝中探宝,寻往圣之至道;金里拣金,应今世之时变。若说分辨传统经书之中的精华与糟粕,他乃是当仁不让的首选。

往大了说,这则关系儒学的未来进路。蒋庆倡言“政治儒学”,其实是一条不归之途,因为儒家的政治蓝图与现代性的政治建制凿枘不投,不必说蒋庆,大儒如钱穆,论现实政治,却似儿童说梦话(可读其《政学私言》)。譬如儒家讲德治,今人讲法治,儒家讲内圣外王,今人讲把圣人关进笼子……儒家之生命,不在上而在下,不在庙堂而在民间,不在宏大而在微末,儒学必须回归形而下,回归日常伦理生活,才能刺破梦境,扎根实际,开出现实主义的花朵。

其要义之一,就是教育。

对《三字经》们的阉割

山东省教育厅对《弟子规》、《三字经》、《神童诗》等经书的批判,有其深远的社会背景,即数年前迸发,至今热度不减的“读经热”——这场文化保守主义运动的缔造者之一,恰是蒋庆先生。

读经自然是好事,至少,《弟子规》、《三字经》皆琅琅上口,可以锻造被翻译语体所严重败坏的汉语语感;问题在于,读哪些经书,怎么读经。如果让六龄童子读《春秋繁露》,我觉得效果还不如读《共产党宣言》呢;如果《论语》课的授课老师是蒋庆,授课思路是政治儒学,我绝对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他手下。

读经很重要,读什么经,如何读经更重要。无论是阅读中国经书还是西方经书,方法论都是一大问题。

至于经书里面的精华与糟粕之分,我以为倒在其次。没有什么事物完美无缺,千载流传的经书亦然。不能因为一本书中含有坏与恶的成分,就拒绝阅读、出版。正如电影《鹅毛笔》结尾所教诲的那样,要寻真理,要全面洞察人性,就必须认清罪恶。糟粕的存在,恰恰有助于我们汲取精华。

所谓弃糟粕而取精华,只是浮云。实质上,教育部门对《三字经》们的阉割,反映了其一贯的病态思维:一是教育专制主义,国家以教育者的身份,剥夺了中小学生的抉择权,僭越了他们的青春头脑,事事替他们包办做主,包括分辨善与恶,精华与糟粕,定义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美好——但是,被强制的美好怎么是美好,正如被强制的自由怎么是自由?这些教育者的词典里面,从无“自由”一词。

另一点,我们的教科书,大多都是阉割政治的结晶。不管实质为何,只要教育者认定是糟粕,屠刀一挥,血流成河,尸骨无存。这方面,最经典的例证,就是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其中有一段歌颂司徒雷登的文字,因伟大领袖与司徒雷登挥手作别,于是这段文字只能像司徒先生一样“挟起皮包走路”,消逝于语文教材与人民读者的历史视线。好玩的是,正是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表扬“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这里有一个逻辑漩涡:毛若不表扬闻一多,闻的《最后一次演讲》未必会选入教科书;毛若不驱赶司徒雷登,也许我们就有幸窥见《最后一次演讲》的全豹。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败之手,端在伟人一念之间。

基于这两点,就不难理解山东省教育厅对《三字经》们的态度。

《三字经》们的悲剧与中国教育的悲剧

说到底,《三字经》们的悲剧倒不完全是悲剧,因为删节版只限于课堂,完整版却无处不在。被删节的文字不再沦落风尘,归于无名,而是置于公共视野,作为呈堂证供。它们的精华与糟粕之分,不是教育者说了算,权力再大,大不过时间。历史终将宣判,在《三字经》与中小学语文、政治教材之间,到底谁是糟粕。

真正的悲剧,在于中国教育。不必说山东省教育厅与《三字经》们的案例,与此同时,至少有两个新闻,可为正反之例证:一是湖北省副省长郭生练批评奥赛等赛事:“这赛那赛,赛出一批体弱病残的孩子来。”二是民国教材《开明国语课本》再版而走红,当当、卓越热销至断货,淘宝商家甚至开出260元的高价,是原价的十倍。这让新中国的语文教材编写者情何以堪?

最后必须声明,我幼时并未读过《三字经》,因此谈不来学习心得。我对《三字经》的观感之好,是因一本叫《人之初》的杂志——我以为,这本杂志的流行,才是对“人之初,性本善……”最精妙的诠释。大学那四年,它一直是我们寝室的室刊。它和苍井空们的AV,让我们认识到了情欲的美好与自由。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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