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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有感于江绪林之死

2016年2月19日晚,江绪林悬梁自尽。与其同日死亡的还有戴煌、安伯托·艾柯、哈珀·李(长篇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等。这一份黑色名单当中,江绪林也许是最微不足道的那个。

除了死亡,这一天的中国还发生了太多事情。如“央视姓党”与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如果后世书写编年史,这必定是要浓墨重彩的一笔。相形之下,江绪林的死亡依然微不足道。

邹思聪写道:“这就是刚刚过去的一天,这一天好像在隐喻许多年。”

我和江绪林只有些许交往,至其辞世,仍缘悭一面。最早听说这个名字,大概在2003年,当时我所关注的两个领域,基督教与政治,皆可见他的踪迹。2000年5月底,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硕士的他,在三角地等处贴出海报和文章,以基督徒的身份,纪念那个即将到来的禁忌之日,并呼吁用基督教的和解精神纾解那场风波的政治后遗症(郭玉闪《自由是封锁不住的》曾写到这一节)。想来许多人知道江绪林,都是源于此事。那一年他25岁。

江绪林的形象从此被政治重重围困。尽管后来他说,关心政治而不热衷政治,由于“孱弱的体质和沉静内省的人格类型”,他更注重个体灵魂的拯救与安妥,然而那篇半是声辩、半是声援的文章《其实我不热衷政治,只是今夜还是很悲伤》,悲伤的原因依旧在于政治。他的作家校友所遭遇的政治碾压之残酷,使他“读后不禁十分悲伤而又无法自控的抑郁”。如其所言:“我努力地避开政治,只是有时候政治犹如癫痫一样偶尔或发作,让人无法置身事外。”

江绪林与政治无可化解的纠结,导致世人对其死亡的议论,不免沾染了政治色彩。读过他的文字与遗书,我觉得大抵可以推断:其抑郁与政治有关,自杀则与政治无关(这样一个纯粹、真挚的思想者和信徒,若其弃世之念,起自对国事的忧愤,遗书必定有所表达,而非一字不提)。不过,如果我们把死亡视作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非自杀的短短一瞬,那么对江绪林之死进行政治化解读,未尝不可成立。

进而言之,我们谈论他人的死亡,落脚点未必是他人的死,而是自己的生。从江绪林身上看到什么,则可反证你在乎什么,渴慕什么,恐惧什么。甚至,死亡只是一面镜子,不论生者选择正视,还是逃避,所见只能是自己。

江绪林遗书

听说江绪林的死讯,我第一时间想起的却是三年前辞世的王科力。科力与我同龄,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也许基于信仰之故,他的死亡极其安宁、祥和,像一首赞美诗的尾声。那篇《病中碎语》,我一读再读,感念不已。他说,得知自己罹患癌症之后,恐惧只持续了三十秒,因为上帝早已把平安放到了他心里,爱里没有惧怕。最后他劝告亲友:“不要对离别太过悲伤,也不要对生命太多沮丧,因为我们对生命一无所知;更不要对上帝太早失望,因为我们对上帝的旨意还知之太少。”

以王科力为参照,同为基督徒,信仰则令江绪林焦虑、撕裂。其遗书写作貌似平静,对身后事的交代有条不紊、细致入微,不过细读之下,会发现平静背后,别有一种狂暴,尤其对上主的祈祷,惊心动魄,有如约伯的旷野呼告:“上主啊,赦免我,我原以为总会有些好奇的,但好奇心显然被压抑了。上主啊,我打碎了玩具,你不要责罚我;然而,就是责罚我,也请给我勇气面对未知的一幕。……上主啊,愿你开启希望之门。”

我以前爱说:有信仰的人有福了。然而,即使是同一信仰,即使信仰同一神灵,因个体不同,造化则有异,福与祸的转化,生与死的抉择,端看个人修行。说到底,信仰的根本,不在所尊奉的对象,而在自己,你与神的距离,取决于你自己能够走多远,而非相反。有时不是神来拯救你,而是自己救自己。有时你需要的甚至不是信仰,只是信心。
 
读江绪林遗书,我忽然想起2002年下半年,我和姚伟在歌乐山上的农家,租了一间地下室,苦读哲学和神学。彼时我们的精神状态,与地下室的环境一样逼仄、阴冷、终日不见阳光。我曾不分昼夜,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读到最后,俨然与书中的伊凡合体,灵魂逼近虚无之境。为了缓解精神紧张,姚伟常去勾搭隔壁的川外女孩,我则借助酒精,令神经迟钝、麻痹,从而停止思考,以防走火入魔。六元一瓶的诗仙太白,就此成为我青春期的甘泉,佐以油炸蚕豆、花生米等,不止一次将我从虚无的深渊之中拉拽而出。所以当我读到遗书结尾,江绪林说:“我恐惧,我要喝点白酒。”不由潸然。我能体味他写下这一行字的心境。

有人也许会说:你这不是自虐么,为什么要去读那些书,思考那些问题呢?我竟无法正面反驳,只能归之于造化弄人。不过,如果可以模仿那句庸俗的名言:“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不妨说,未曾拷问死,不足谈生;未曾追究生死的界限、存在的意义、爱欲与公义的关系,不足谈人生。我不求明断生死,只希望战胜死亡的恐惧;我不求彼岸的救赎,只希望克服此岸的虚无。

回头想来,我与江绪林的路径恰好相反:他从积极投身政治,到尽量远离政治,主张不要把人生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尤其是当下政治变迁之上,倘借用传统话语总结其转向,即由兼济天下回归独善其身;我在歌乐山上读了一年书,下山之时,虽不再迷恋哲学与神学,若论思想旨趣,则在古典政治哲学,与现实政治不无隔膜,此后数年,辗转求生,难说主动或被动,终于一步一步走向形而下,走向人间烟火,走向公共空间,走向无法回避的政治生活。也许在途中,我们曾擦肩而过,现在他停止了行走,我还得继续跋涉。

哪条路更好呢,谁知道?友人曾劝我:忧国忧民太伤身。我答:人生苦短,但求心安。“心安”二字,也许浅薄了些,然而未尝不可作为一种解脱之道。江绪林之死迫使我反思:假如当年不曾下山,或者下山之后不曾改辙,结局如何,会不会早已走到生命的尽头,我不敢想象。就我的性情而论,像江绪林那样祈望从个体身上寻找“成就一生的委身和忠诚”,应是一条不归路;安身立命之处,落在了家国天下,虽常满怀孤愤,终归有所寄托。

江绪林去世那日的微博,记录了他死前的精神挣扎。其中两条,一问一答:

“安安静静地死去还是反击还是偷生?”

“无法反击,因为本身没剩下值得捍卫的美好之物,公共正义也没有燃烧我的心灵。”

他的死因,正写在这里。纵使肉身坠入幽暗的虚空,精神始终向往光明的美好。就此而言,这个人并不犬儒,亦非苟且,他的死亡依然是勇者的选择,是对末法时代的反击。这一点,足以使他灵魂安息。

2016年2月20日,供三剑客(isanjian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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