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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身中正,左右皆敌

1905年,吴樾撰文《暗杀时代》云:“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如其所言,晚清的确是一个充满了刀光剑影、枪林弹雨的暗杀时代,革命党人暗杀清朝官员的行动此起彼伏,南北呼应,喋血捐生,气贯长虹。这其中最著名的一例,便是吴樾怀揣炸弹,行刺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于北京正阳门车站,以身殉难,践履了自己对时代的定义。

世人以为,清朝灭亡,暗杀时代应随之而终结。不曾想,民国了,共和了,暗杀之风却愈演愈烈,不可收拾。若统计死于暗杀的人头,民国前十年对比晚清最后十年,只多不少。而且,晚清的暗杀,大都有迹可循,不外乎革命党暗杀执政者;民国的暗杀,则陷入乱战,如国民党不仅暗杀袁世凯的人马,还暗杀进步党,暗杀商人,暗杀记者,甚至内部自相残杀。这一通乱杀,不知造就了多少疑案,使多少无辜的生命沦为飘零的冤魂。

冤魂之一,即被誉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名记者”的黄远生。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许,黄远生在美国旧金山都板街上海楼菜馆参加晚宴,“忽有壮士二人闯入座上,拔枪击之,黄应声而扑,瞬刻身死”。死时仅31岁,可谓英年早逝。凶手来自哪一方,其实不是秘密。冯自由《革命逸史》曾暗示,杀黄远生与杀汤化龙一样,都是国民党(当时还叫中华革命党)所为。故而我无法理解,黄远生之子黄席群在1984年底发表《追忆先父黄远生》,何以要说“我父亲究竟是谁杀害的,至今是个疑案”。《革命逸史》早已出版,流传甚广,这一番记录,相当于凶手自供状,为什么黄席群们视而不见呢,为尊者讳与杀父之仇,孰轻孰重?

根据陆续曝光的史料,凶手不仅来自中华革命党,而且有名有姓。此人名叫刘北海,乃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负责人、后来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子超)的警卫。他暗杀黄远生,受林森指使,刺杀令则来自孙中山。

真正成谜的是死因。孙中山、林森等为什么要置黄远生于死地?

流行说法,则是误杀。据冯自由所述,1915年秋,黄远生游历欧美,“旧金山党员多向子超先生探询黄之历史,子超先生答曰,黄乃进步党第一流策士,解散国民党及削夺民党各都督皆其主谋,深得袁世凯信用云云”;杀手之志愿“皆在诛锄袁世凯之走狗,以卫共和,而彰天道,其爱国精神,殊堪敬佩”。看来,林森把黄远生当成了袁世凯的鹰犬而下令铲除。

然而,只要对黄远生的生平稍有了解,即可知林森的判断,何其错谬,何其荒唐。黄远生曾加入进步党不假,不过绝非袁世凯亲信,相反,他逃出北京,流离异国,恰恰源自袁世凯的迫害。《远生遗著》所收录关于袁世凯的政论,不下十篇,虽有赞誉,主旨却是批判,有些文章,单单标题,便呈现了作者价值倾向,如“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正告袁总统”等。我以为,同时代人谈袁世凯,黄远生的言论最可参考,因为他对袁世凯,无论褒贬,都有理有据有节,并未流于乡愿,或者坠入偏激。他曾总结袁世凯五大长处,转而加以批判,有这些长处却“善日少而恶日多”,则因其“智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质言之,袁世凯“爱国及独立之热诚不足,又其思想终未蜕化,故终不能于旧势力外,发生一种独特的政治的生面也”。现在来看,这都是极精准的断语。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有意借重黄远生的赫赫才名,“阳示宽容,阴欲罗致,收为己用”。迫于压力,黄远生撰成一篇谈帝制的文章,据梁漱溟观感,此文“就国体问题两面立论,语意模糊,态度似模棱两可,既不言反对帝制亦未见拥护,读后且有顾左右而言他之感”,他企图敷衍过去,对方却不甘罢休,最终迫使他于9月3日清晨,孑然一身,仓皇出京。南下路上,他在上海《申报》《时报》等媒体发表《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后来在《申报》广告栏连续七天声明与袁世凯御用报纸《亚细亚报》划清界限。这足见他竭力洗刷袁党的嫌疑,不料最终还是被当作袁党而误杀。

当然这只是一说。梁漱溟晚年曾与后辈谈起黄远生之死,力辟误杀之说。他认为,国民党杀黄远生,与袁世凯、袁党并无关系,而是因为,民国初年,黄远生写政论,常常批评党争误国,同盟会、国民党、进步党等,都是其批判对象,他下笔直率、锐利,切中时弊,一剑封喉,从而与国民党结怨,招致惨祸。

梁漱溟与黄远生有旧,可谓当事人,他的说法,不容等闲视之。这里可引申一点。窃以为,黄远生触发了国民党的杀机,不止因他得罪了国民党,更因他得罪了孙中山。他曾采访孙中山,撰《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四篇,文中激烈质疑孙中山最得意的铁路问题(孙中山与袁世凯会晤,号称将在二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此后还对比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三人,指出黄兴为人率直热诚,其条理虽不如宋教仁清晰,“而终异于中山之大言无实”,如果让他选择,他愿为宋系、黄系,绝对不愿为孙系。后面这番话,毋宁正犯了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的大忌。

其实黄远生并非刻意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他对黄兴、袁世凯、赵秉钧等政坛大佬,对进步党、各届内阁等,都有非议,若论在他笔锋之下,遭遇最惨的一个,还得数袁世凯。换言之,黄远生无意与哪个人为难,与哪个党结仇,他只是基于公心,基于客观立场,针砭现实,直言无讳。同时他强调,“固当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但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如此姿态,如此襟怀,恰可用来诠释,他何以后世誉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

且不管黄远生死因为何,是不是误杀(纵使他死于国民党之手,袁世凯一系何尝没有责任呢),他的悲惨结局,正应了一句名言:“立身中正,左右皆敌。”(见马伯庸《新海瑞上书》)他的批评对象,袁世凯也好,国民党也罢,都把他视为敌人,使他终将陷入左右两难、无路可逃的苦境。不过我以为,这恰恰证成了一个记者的至上荣耀,与一个独立生命的最高价值。

文章载于《中国经营报》(201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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